深化司改提升公信力 让群众在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

深化司改提升公信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来自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的调研与思考(上)

本报记者 温红彦 张 毅 王比学 徐 隽

初夏的深圳，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作为改革开放象征的市中心小平画像广场上，前来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不远处，一座国旗招展、国徽高悬的银灰色小楼前，人们正在排队进出。门外悬挂着一块牌子——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

从中央决定最高法设立巡回法庭，到第一巡回法庭揭牌办案，用时仅3个月。人们从中看到了决策的高度、改革的力度、落实的速度，也感受到了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不同之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13次会议中9次研究司法改革，平均每个月就有一项具体改革措施出台……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举措。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司改试点工作紧锣密鼓，蹄疾步稳，向着公正高效权威，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正值第一批司改试点走过一年、第二批试点接续启动之际，本报记者深入上海、江苏、湖北、广东和海南等省份调研采访，一探司法体制改革的新进展、新成效、新经验、新挑战。

公平正义，始终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靶心

一年前的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此后，一场中央顶层设计、地方试点探索的司法体制改革在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贵州等7个试点省市迅速展开。

司法体制改革，并非第一次。改革开放以来，司改已经进行了3轮15年，有效果，但不尽如人意。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并不高。据统计，2009年至2013年的5年间，全国人大代表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反对票均高达400票以上。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暨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瑄认为，司法不公是大问题，“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

曾经有过多次诉讼经历的武汉市民刘先生抱怨司法效率不高，“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打一场官司脱一层皮。”

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涛指出司法缺乏权威性，“一些热点案件在舆论场发酵，判决缺乏公信力，还时常出现翻烧饼的现象。”

公众的这些感受，来自对法院裁判结果的认识，来自参与司法过程的体验，来自对媒体报道的印象。那么，在司法机关内部，“业内人士”又怎么看？

海南省一中院助理审判员陆宁讲述了自己在同学会上的经历。“做了律师的同学经常挖苦我，判决书最后落着你的名字，但案子真是你做主吗？”陆宁说，长期以来，很多案件，办案者就是汇报者，是事实和证据的搜罗者，决定权不在法官自己手里。

婆婆多，不仅让陆宁“没面子”，更重要的是这种权责不一致，可能为上级干扰办案、错案无人担责留下空间。

案件多，压得办案人员喘不过气来。对于深圳的法官检察官来说，“5+2”“白加黑”早已是家常便饭，“2004到2014的10年间，全市法院政法编制增长32.7%；但案件数量却上升103.6%，突破22万件。标的数额大、法律关系复杂、矛盾尖锐的疑难案件和新类型案件非常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郭毅敏说，有的人受不了压力，选择了离开。

误解多，影响职业尊荣感。一位离职法官，小时候一直梦寐以求当法官，真当了法官，才知道个中滋味。一次，楼上装修漏水了，他去理论，邻居不依不饶：“你不就是法官嘛，了不得啊！法官没好人！”对方的话很难听……

万宁市检察院检察长范建绥有着19年基层工作经验，他认为，一些时候，检察机关很难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多年前，曾有地方党委书记对检察院说，‘你们对党委最大的支持，就是不要折腾我的干部’。”范建绥说，“现在都讲职业保障，其实真正的保障不仅是工资涨上去，更是尊荣感涨上去。”

外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矛盾交织；内部，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弊端以及管理上的沉疴，已冰冻三尺。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要谋求一个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系和运行机制，修修补补不仅无济于事，还会耽误大事，必须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改革就要直指靶心，扫除那些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体制机制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