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改与“我”——聊聊保障公民权利的那些细节

“我”，是每一位公民。司法体制改革，似乎离“我”挺远，谁也不会没事打官司；但司改其实离“我”很近，因为在难以预测的生活“变量”中，法是一个值得依靠的“恒量”。

如果“我”是案件当事人，怎样让“我”感到更加方便快捷？怎样在每一个案件中看见公平正义？司法机关怎样保障“我”的公民权利，给出一个让“我”信服的裁判？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我”来评判。

严格落实干预案件规定 不用让“我”找人打招呼

房产纠纷、家庭邻里矛盾、道路交通事故……“我”有一个案件进入法院。心里没底，千方百计想办法托关系、打招呼、讲人情。但是，如果有人帮“我”递了“小纸条”，就会被记录在案。

在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中，司法机关严格落实有关插手、干预、过问案件的规定，各类行为“全程留痕”。例如，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对个案进行监督、指导均以主审法官联席会议、专业法官会议、审委会等组织化的方式进行。院、庭长在会上发表的意见建议要记入会议记录并归卷或留存，可以倒查到底。

为了防止办“金钱案”“人情案”，上海还在全市法院建立了《案件廉政回访》制度，建立“上海法院廉政风险环节监督提示系统”，运行以来共发现处置和反馈问题1258个。

日前，中央有关部门出台《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更是给领导干部及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划定了红线。

“从前一听说要打官司，常常想着找找人、托托关系。如今，这些都要被记录下来，而且法官、检察官对办理的案件要终身负责。出于自我保护，打‘招呼’恐怕也不管用了。”上海市民张枫说。

审批大幅减少 不再让“我”等等等

案子进入司法程序，等通知、等开庭、等判决……在以前，“我”和代理人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法院“案多人少”是客观因素，但司法机关内部存在案件审批环节过多，也是让“我”等等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上海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落实“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大幅度减少审批、规范领导权力是一个“重头戏”。

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介绍，改革后，由检察长或检委会行使的权力仅有15项，比改革前下降约70%。4个试点检察院改革后检委会讨论个案数量平均下降50%，其中，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下降幅度达到65%。

而在法院方面，改革以来，4家试点法院直接由合议庭评议后裁判的案件比例达到99.9%，提交审委会讨论案件比例下降至0.1%。绝大多数案件不再层层上报审批，自然会提高办案效率，也更能保障公正性和公信力。

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律师林东品说：“先行试点单位推行改革后，大部分案件审批环节减少，特别是简易程序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审理速度显著加快。对此，我们律师体会很深。”

落实疑罪从无 决不让“我”含冤

万一，只是万一，“我”成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司法机关的办案是否公开透明公正，就绝对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说，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坚决守住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同时，坚决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4年，上海法院共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15件，其中对2件案件中的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此外，法院还认真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严格举证质证认证充分发挥庭审功能细化刑事特别程序。

错案追究到人、终身追责，也给检察官、法官上了一道“紧箍咒”。“刑事案件涉及人身自由、人命关天。”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说，“这项举措是逼着办案人员不得不提高办案质量，审慎对待每一个案件和案件当事人。从长期来看，权责对等，错案终身追责是防止冤假错案的关键制度。”(记者杨金志、黄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