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纪委发出提示 干部饭局“红线”更为清晰

近段时间以来，不少领导干部因大吃大喝问题而被点名、处分，杭州、丽水等多地纪委亦就领导干部饭局问题发提示、打招呼，一时引起社会热议。

警示越多，边界越明。随着各地纪委铁面执纪，八项规定深入人心，在各地建章立制的探索中，领导干部饭局的“红线”愈加清晰，公职人员“八小时之外”的“戒尺”也更加明确。

杭州、丽水纪委――

“三问”确保“无问题饭局”

“20类饭局”公职人员禁入

工作会开到下班后，晚餐怎样安排？带队到村里调研，村党支部书记邀请到家用餐，如何处理？朋友约请到私人会所吃饭，怎么回复？类似这些与饭局有关的情况，公职人员处理不当易产生“四风”问题。

领导干部、公职人员如何合规地参加饭局？杭州纪委最近发出提示，为防误陷“饭局门”应事先“三问”。

一问谁埋单。私人聚会“公款买单”是大忌，买单者“误人误己”，参加聚会的党员干部也会“被牵连”。

二问和谁吃。私人聚会要注意参与对象，除客人来访、朋友聚会等正常人情接待往来，其他以同学会、老乡会等名义举办的带有明显小圈子性质的聚餐活动，应明确拒绝。

三问在哪吃。“会所”请吃很敏感。公职人员不得出入私人会所，更不得在私人会所、高消费娱乐场所安排或参与他人安排的吃请。

杭州纪委相关人员提示，对其他吃请人情况、吃请动机、吃请范围不明的饭局，要随机应变，自觉回避。

相比杭州纪委提示的饭局“三问”，丽水则是通过案例解析的形式，明确了公职人员不准参加的“20类饭局”，包括公款宴请、上下级之间相互吃请、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基层单位吃请、异地接待、各类带有敛财性质的宴席以及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等等。

昆明晋宁纪委――

对饭局吃喝常态巡查

“四看三约束”定标准

昆明晋宁县纪委监察局执法室主任李云海介绍，目前虽没成文性规定，但在纪委监督检查工作中，大吃大喝检查是一项重要内容。

“晋宁县要求所有县内会议不再准备工作餐，日常接待原则上在各单位食堂解决。纪检干部在县城内检查工作严格禁止在被检查单位吃饭。” 李云海说，2014年全县公款接待费比2013年同期下降了39.64%。

“去年查了20次，今年截至5月份已检查6次。” 李云海说，晋宁县纪委通过日常巡查、加大“三公”经费审计力度等措施强化对大吃大喝的监管。

李云海介绍，认定大吃大喝一般考虑几个要素：一看吃喝人数，无关陪同人员过多的，属大吃大喝。二看消费总额，点鱼翅、鲍鱼、松茸等菜品的高价消费，属大吃大喝。三看菜品数量与就餐人数比例，比如三五个人点了十几个菜，可以认定为大吃大喝。四看就餐场所，有食堂的一律在食堂接待和就餐，无食堂的，严格按照就餐标准在外用工作餐，不允许到高档酒店接待和公款消费。此外，就餐时应遵循就近原则，能走路的不开车。

李云海说，除公款吃喝，纪委在工作中根据相关规定，对领导干部私人请吃也做了约束。

一是对宴请类别有了严格限制。领导干部除婚丧嫁娶外，不得举行乔迁宴、生日宴等。二是宴请前报备，且严格限制宴请范围。举办相关宴请必须提前10天向纪委报告，宴请亲友不做限制，但不得宴请下属及有利害关系的相关人员，纪检监察机关将报告情况存入领导干部廉政档案。三是宴请桌数、标准不得超过本地区平均水平。

河南省纪委调查――

公款吃喝账单易被转嫁

拒绝饭局有待形成自觉

河南省纪委通报过一起公款吃喝案例：鹤壁市第七中学在该市西山宾馆开展教研活动，其间该校校长李存民邀请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彦成及教育局其他工作人员到西山宾馆参加晚宴，并在宾馆唱歌娱乐，公款消费。

“这是群众举报出来的。”鹤壁市纪检干部李志军告诉记者，市纪检干部到西山宾馆查看当日账单底单，确实找到一张有李存民签字的3000多元账单，被并入培训费一起结算。随后，市纪检干部拿着账单的底单，分别找李存民、张彦成谈话，两人很快承认了错误。

河南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孙玉会指出，“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公款吃喝风虽然得到明显遏制，但是形式越来越隐蔽。比如一些人吃饭不敢开税控发票了，全部开成定额发票，分解入账报销；或是将吃喝费用开具办公用品发票，化整为零在单位财务报销；有的甚至将超出预算的招待费在会议费、差旅费、培训费、其他公务消费科目支出以规避检查。另外，公款吃喝的认定仍然有难度。检查发现，有些县乡镇、县直单位财务账目几乎不显示公务接待费用，但几千元的商店定额发票不附明细，以办公用品名义便可入账报销，资金实际用途很难说清。”

孙玉会告诉记者，目前财政资金预算决算、使用管理、报销审批、对外公开等方面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到位，是公款大吃大喝的病根未去、病灶未除的关键。

“若要釜底抽薪，关键是规范财务管理制度，加强财政资金监管，让花掉的每一笔公款有据可查。”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樊红敏说。

孙玉会表示，目前，一些党员干部仍然存在积习难改的情况，在落实上抱有侥幸心理。今年河南省纪委要强化“一案双查”制度，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最终要促成“不能”的制度环境，让党员干部形成“不想”的思想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