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保持稳定繁荣的定海神针

4月4日是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纪念日,近日在北京、香港都召开了座谈会,或举办纪念活动,涉港事务官员、专家学者、香港知名人士等,连日来纷纷发表观点。回顾25年来的风雨历程,他们指出基本法实施近18年来,保障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同时,去年发生的违法“占中”等事件也说明一些人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认知存在偏差,基本法离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尚有距离。有的人士提出,推介贯彻基本法,有必要再启蒙,再认识,再出发。

●香港民主的进程要循序渐进

刘皇发(香港立法会议员、曾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基本法是中央与港人的智慧结晶,是维系港人信心,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定海神针。它的制定过程十分严谨,经过起草委员会的反复讨论,并透过“几上几下”咨询港人的意见后才成功出炉。其中关于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是经过反复辩论、研究和投票得出的。民主的进程,要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上了天,出了问题,很难回头。

香港的政制发展不单关乎香港的民主进程,关乎香港的有效管治,更涉及国家的主权和国防安全,事关重大,因此基本法有特定条文对香港的政制发展,包括普选有明确的规定。香港只能按照基本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作出的决定实现普选行政长官,否则普选的愿望会变成空中楼阁。

●严格依法办事,理性务实解决困难

张荣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理解和执行基本法的规定,要有制度自信。“一国两制”是一项伟大的构想,为了使其能够行得通,香港基本法有着许多制度创新。对于这些制度创新,我们要有高度自信。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基本法,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难的不是遵守一般性规定,而是这些具有制度创新的规定。任何对这些规定的质疑,重启已经结束的争论,结果只能是原地转圈,这不是解决问题之道,不是推动历史进步之道。

周波(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近年来,香港在政制发展、政权机构运作、社会发展以及与内地交往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议和矛盾。实践证明,任何偏离法治轨道,违反宪法和基本法的行为都不可能解决问题,都会激化矛盾,都会撕裂社会,也都不会得到广大香港市民和内地民众支持。只有在宪法和基本法的框架内,本着理性务实的态度,才能找到解决之道。

●有些港人对基本法揣着明白装糊涂

梁爱诗(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前律政司司长):基本法颁布这么多年来,出现过不少因对条文有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争议。我出任香港第一任律政司司长时,也面临过这方面的争议。当时是因为香港与内地两种不同制度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但在最近几年,有些香港人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声称中央政府除了外交和国防事务之外,对香港其他事务都不能管,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看法。

反对派提出过很多政改建议方案,但大多违反《基本法》。譬如,《基本法》第45条已明确规定“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选人,并无其他选项。其中“民主程序”的主语是提名委员会,而不是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

●法治是香港一张靓丽的名片

黄兰发(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赋予香港居民普选行政长官的权利,在香港落实普选必须严格遵循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作出的有关决定,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此次政改中,香港总有一些漠视基本法、破坏香港法治的杂音、噪音,值得高度警惕。尊重法治精神,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基础上进行理性讨论,凝聚共识,这是香港落实普选的唯一正道。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王振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治是香港一张靓丽的名片,是全体港人特别是香港法律、司法界多年努力奋斗的重大成果。环顾全球,今天多少国家和地方为法治不彰而苦恼,而苦苦挣扎,乃至流血牺牲。历史经验证明,即便没有普选,只要还有法治,香港还可以发展。但是一旦没有了法治,不管有无普选,香港的繁荣稳定都将不复存在。因此,我们一定要捍卫香港来之不易的法治,更加珍惜法治的价值,更加珍惜基本法,明确基本法在香港法治的核心和灵魂地位。

●增强港人国家观念

谭惠珠(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落实出现了错误认识,而缺乏对国家民族的认识和了解,并不只是年轻人。香港回归祖国前,港英政府在教育上实行“去中国化”的做法,不讲中国近现代历史,造成多数港人对国家民族的苦难历程不了解,不了解国家民族是如何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摆脱列强瓜分、结束割据分裂、战胜日本侵略者,最终建成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回归之后,香港本身对基本法的推广,向宣传“两制”倾斜,少谈“一国”,以为只要香港保持经济繁荣,市民就会自然地亲近祖国,但由于香港是个与国际社会紧密联系、多元化的城市,意识形态思维与核心价值均被外来因素影响,港府不占领舆论高地就很难培育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本法颁布25年并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后,或需再启蒙再出发。从现今的情况看,不一定需要做文本修改,而是要制定支撑性制度,帮助基本法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