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访谈]新常态不是“为官不为”的挡箭牌

深化改革等不得 否则易走回头路

主持人：2015年是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不少改革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期，如果“为官不为”，会对改革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王满传：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依赖于各级政府和工作人员来落实，需要各级公务员用创新的精神，更加投入地工作，把改革措施落实到位。如果各级政府官员或者说少数人不主动作为或者敷衍了事，改革措施很难落实到位。

改革措施落实不到位有两个影响，一个是对改革的进度产生影响，让老百姓对改革产生置疑，影响整个改革的氛围；另一方面，改革落实不下去、产生不了效果，相关其他方面就可能出问题，改革就会走回头路。

陈芳：庸懒慢，是不少官员习以为常的小毛病、小问题。但正是因为一些官员的不作为，导致很多改革推进中出现“中梗阻”“最后一公里”等问题。 2015年，全国多地发生了出租车暂停运营事件，讨论半天还是离不开出租车“份钱”。其实这些年来两会中不少提案议案都对此有所涉及，有关部门也花了一些力气去研究。但“份钱”这个堡垒并没被攻破。 2015年多项改革都按下了快进键，新常态下经济在换挡减速，改革反而要快马加鞭，用智慧破深水区难题、啃下硬骨头，更是等不得、慢不得。民生无小事，遇到了难题该绕着走还是迎难而上，恰恰就是衡量干部作风的标准。

主持人：一些人认为，政府搞放权，很多事就可以推给市场了，这是否意味着就可以一放了之？“简政”和“不干事”有什么区别？

王满传：从改革角度来说，减政的目的一是要把过去政府越权乱伸的手缩回来，把市场的权力、社会的权力放给他；二是提高效率，简化程序、加快进度。对于政府来说，该承担的事必须承担。

不干事，是说该干的事不干，该担的责任不担。简政放权从某种角度讲对干部的要求更高了，对做事方式和做事的质量要求更高了。所以说，改革不是靠喊口号，领导干部必须有更大的历史担当。

作风建设虚不得，“官娇”不能是常态

主持人：中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这样的新常态对干部执政理念提出了新要求。为什么一些干部出现了不适应症？这背后暴露出什么样的官员心态？

高波：过去很长时间里，有的领导干部手伸得太长，利益输送的网编得太密；有的干部患上了权力依赖症、责任软骨病；有的干部比的不是谁会干事，而是谁会“做人”。那么随着政风反腐高压越来越强，社会上出现了“为官不易”、“为官不为”的论调。用我的话说，就是一种“官娇”，撒娇。

我们国家进入到经济新常态，广大执政团队当中的党员领导干部也应该进入到作风新状态，政治新生态，反腐新常态中。如果为官不为，就是尸位素餐，拿了国家的俸禄不干事。就好比我们坐飞机了，突然飞行员说我很不爽，大撒把了，那一飞机人的生命和安危谁来负责？

陈芳：去年以来，为官不为的“太平官”在多地受到处理。这也引起很多人讨论，难道干部不贪不腐也会被问责吗？现在看来，在新常态下，碌碌无为的干部不好混了。“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讲当官为了谁的问题。为官不造福一方，而是先想着出了事谁来担责，没有“油水”的事是不是就不管，这还是利益观除了问题。以前觉得贪污受贿才是腐败，新形势下，庸懒慢也是腐败。当官就要守土有责，为官不为就不要做官。

主持人：总书记提出，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肝胆、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为官不为，会对我们的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什么危害？如何做到让干部既廉又勤，干净干事？

高波：正如领导同志强调，新常态下干部应该更加既勤又廉，干净干事，也包括我们所谓的忠诚、干净、担当。这些要求和素质实际上是更高的标准。党纪严于国法，越往后执纪的标准会越来越高。

作风建设也是生产力，为什么这么讲？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我们的党风、政风、行风直接影响社风、民风，它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代表着我们的组织效率、组织文化，决定着我们的价值趋向。因此，它不仅仅只具有作风本身的意义，用领导人的话来讲，“作风是一张名片”，它对于整体改革航船的方向，对于利益格局的调整都有实体性意义。

在新常态下，除了经济指标外，还有幸福指数，公平正义等等重要的衡量标准。不管是为官者还是围观者，其实大家都在看，你怎么干事？干得怎么样。所以能否实现这些要求，和党风政风息息相关。

我想起巴非特先生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谁在游泳”。在执纪越来越严的过程中，懒政、怠政者就会“见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