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应该树立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就是你的工作首先是对老百姓负责,对人民负责 问:对进一步纠正“四风”,您还有什么建议? 莫言:实际上任何一种治理,都应该从上到下,从官员到百姓,从中央到地方,一级一级做出榜样。上面搞形式主义,你要下面不搞,怎么可能呢?我觉得这两年相对少一些了。前些年我也经常下去,一些基层干部也是怨声载道,说形式主义的大检查、大评比,实际上都是搞表面文章。一个领导干部下乡,下边的干部都在演戏,甚至要预先排练。先找一个人扮演要下来视察的领导,然后大家对着这个领导背诵自己要说的话,甚至连怎么样给他端茶倒水,都要演练到。这样的检查有什么意思呢?不是劳民伤财吗?所以这种东西我想应该在逐渐减少。 我想干部应该树立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就是你的工作首先是对老百姓负责,对人民负责。领导干部也应该具备一种慧眼,要看破表演,看破表面文章,应该能够善于发现问题的本质。如果你知道下面有人演戏给你看,你就应该跳出这个舞台,不要扮演人家早就预先设定的这个角色。这样一种不配合,对纠正“四风”,对搞表面文章,也会是一个制止。 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体制和社会,我想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古今中外都有贪腐 问:您一直十分关注现实,您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等小说都对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您曾谈到,腐败问题对国家来讲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作家来讲还是人的问题,要分析人的欲望跟法律、道德、制度之间的矛盾。请您具体谈一谈。 莫言:我曾经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属的检察日报社工作了十年,采访过一些基层检察院,了解过一些案件,也写过这方面的小说和电视连续剧。反腐题材的文学作品要涉及到一些案件,但是不应该满足于用文学的语言来讲述一个反腐败的故事,而是要写人,要塑造典型人物,要把写人、塑造人物当作最根本的目的。 贪官当然是人人痛恶,但是我们也应该把贪官当人来写。贪官并不是我们在戏曲舞台上看到的那种抹着白脸的小丑,他们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共同的特征就是贪。但是他们一个个性格鲜明,都是活生生的人,甚至有些贪官还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一出事,大家都在说,他怎么可能出事呢?有一些贪官甚至人际关系很好,口碑很好。也就是说很多贪官都具有两面性。对贪官确实不能是概念化、脸谱化的。我们的文学如果要写这样的一种人物,确实要写出他们的丰富性,要写他们的心理,写他们内心的矛盾、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后悔,甚至也可以写他们的无奈和善良。当然也要写他们的贪婪,写他们的愚蠢。犯这样的错误不是非常愚蠢吗?我们曾经常议论,实际上即便是一个县处级干部,如果不犯错误,你的后半生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没有衣食之忧、住房之忧。一切安排很好了,为什么还要那么贪婪,捞取不义之财,所以我想他们也是愚蠢的。 我也说过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体制和社会,我想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古今中外都有贪腐,都有贪官,都有清官。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社会制度里,有的人贪,有的人就不贪。有的人有比较正确的世界观,他就可以做到不贪不腐,有的人世界观比较低劣,人生观比较扭曲,他就顶不住诱惑,堕入深渊。社会制度方面确实有它的原因,制度的不严密,制度设计的缺陷,但是个人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不一样,也导致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些人就是拒腐蚀而不沾,有的人就是自己往深渊里跳,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腐败不仅仅是官场的事,当然社会风气坏了,官员应该负首责。“官风不正,民风必歪” 问:最可怕的腐败是社会价值观的腐蚀堕落。在扭曲价值观的笼罩下,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又都裹挟其中。要使掌权者真正做到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您有哪些建议?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构建“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文化? 莫言:我讲两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第一个,我的一个亲戚,他平常谈到社会,是义愤填膺;提到腐败,是痛心疾首。去年正好他的一个孩子中考,缺5分才能进我们县里的重点中学。他找到我,说这个你一定要帮忙,就差5分,无论如何得让孩子上重点中学,我们不怕花钱,该送就送。我就刺儿他,我说你每次见到我,都痛骂腐败,痛骂贪官,你让我送钱,我如果送了,人家接受了,那不就制造了一个贪官,我去送,我就是在行贿,这不是跟你平常说的不一样了?他说,这是两码事,我的孩子要上学了。 第二个,前不久搭我朋友的车,车子停在路边。我们要走时,来了个看车的要收20块钱。我的朋友很有经验,给他10块钱,说不要发票,那个看车的人很平静地把钱揣到兜里。这个看车的人也有一点小权力。本来20块钱,那么不要发票10块钱,这10块钱肯定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了。 我想讲这两个故事,没有丝毫标榜我比他们高尚的意思。如果处在同样的境遇里面,我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呢?确实我不敢保证我不像他们那样做,也不敢保证能比他们做得更好。所以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腐败不仅仅是官场的事,当然社会风气坏了,官员应该负首责。“官风不正,民风必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至于如何让掌权者从不敢贪到不能贪到不想贪,我想一个最根本的认识,就是要认识到人性的弱点,然后根据人性的弱点来建设防范的制度。 至于廉洁光荣、贪腐耻辱的观念,实际上早就有了,我们传统文化里一直有这个,我们传统戏曲也一直把它当作很重要的内容,反复地表演。这种长期的熏陶和教育,自然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我想教育必须和制度建设相配合。因为教育对部分人确实会发挥作用,但是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发挥作用。对廉洁光荣、贪腐耻辱这类传统文化的训诫和教化作用,当然可以大搞这种宣传,但必须把这种宣传建立在制度建设的前提之上,建立在对人性弱点制约制度的前提之上,这样双管齐下,效果才更好。 我坚信千百万人的善念,会形成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会使很多丑恶现象得到限制,使很多不正确的东西得到校正 问:确实我们很多人说起不正之风都很痛恨,但是涉及到本人,却又要把自己置身于外。这种风气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久久为功。 莫言:不是一朝一夕能奏效,而且确实人们都应该有点反思精神,不能光拿眼睛盯着别人,盯着官员,光看到贪腐的这种黑暗面,也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把我放到这样一个位置上,我能不能把握住自己。人实际上经常需要一种外力来观照自我,借一种外部的正确的向上的精神力量,不断地校正自己内心的东西,最终达到对自己欲望的克制。优秀文学作品对人就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看到善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最终会战胜丑恶。我坚信千百万人的善念,会形成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这种道德力量会使很多丑恶现象得到限制,使很多不正确的东西得到校正。这样坚持下去,社会的整个风气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现在党中央办的事情,就是老百姓心里想的。党中央对下面各方面的情况是洞若观火 问:您如何评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形势? 莫言:这也是大家现在议论的热点,人们坐在一起谈,话题都转到这方面来了。反腐败是一门科学,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十八大以后,这个很明显。首先惩治的力度加大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的官员数量增多了。这个事实让大家感受到,现在的反腐败,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动真格了。大家都感觉到中央对惩治腐败、预防腐败,是有着严密的设计和周密的部署。再一个,各方面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很多很多具体的措施,大家也都觉得非常及时、非常有力、非常准确。我还了解到纪委本身内部的建设也出台了好多强有力的举措。比如派驻纪检组的开支都是列入专项,不跟地方部门财政捆绑在一起,这个就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之,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的重拳出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深得民心,震撼官心,官场风气确实明显好转。官场风气清正,人心自然就向好的方面转化。现在党中央办的事情,就是老百姓心里想的。就是我心里本来有,但是我没有太想清楚,他一下子出台了,让人感到这正是我心里想说的。过去我们对上面实际上有一种不太正确的认识,认为下面在蒙骗上面,上面不了解下面到底什么情况,不了解腐败的方式、腐败的关节。十八大以后一系列的动作,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一系列反腐败政策的落实,让我们感觉到党中央对下面各方面的情况是洞若观火,非常了解。我想这对普通的党员,对老百姓来讲就有了底气。 问:对于反腐败您还有什么期待? 莫言:我想还是综合前面我讲的一些认识。第一就是说这个制度设计、党内的纪律、各种各样法律的设置和建设,应该考虑到人性的缺陷和弱点,人的共同点,然后再考虑到权力的运行过程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漏洞,把各种各样的法规建设得非常完善、非常严密,然后再狠抓教育、狠抓落实。我相信中央做的,就是我们老百姓想的,我们能想到的,中央全都做到了,或者正在做。 将来反腐败是一种常态。建立健全防腐败、反腐败的体制机制,肯定可以使风气得到巨大改变,使坏的现象得到根本遏制 问:谈到反腐败,您对哪方面的问题尤为关注呢? 莫言:我此前也常常跟朋友讨论,我们说实际上最严重的腐败,大家都认为是组织腐败和司法腐败。组织腐败的后果就是让品行不端、水平不高的蠢材、庸才进入官员队伍。这样的一些人来管理社会、行使权力、管理财政,带来的后果肯定是非常可怕的。司法腐败这个问题也非常大。司法是社会最后的底线。道德教化无用的情况下付诸司法。道德层面还解决不了的问题,搬到法律面前来解决。如果司法也腐败了,最后的底线崩溃了,整个社会肯定是人心不古。现在我想越来越严密、越来越科学的干部任命和考核制度,实际上就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提和保证。我想随着法治中国的建设,一切都会向好的方面发展。或者可以说,反腐败实际上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一场运动,而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将来反腐败是一种常态。建立健全防腐败、反腐败的体制机制,肯定可以使风气得到巨大改变,使坏的现象得到根本遏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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