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以利为绳编织共腐关系圈 逆淘汰用人催生黑文化

以利为绳编织变异“人际圈”

某些干部形成的“人际圈”已沦为“以腐败为荣，以廉洁为耻”的旧式官场。在这个“生态圈”内，众人尊奉共同的“权威”，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层级之间抱团不断输送利益，甚至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甚至“交易”价格。圈子与圈子之间，既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又因为板块交叉和利益纠葛而相互妥协，形成窝案。

据办案人员和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出现问题后，表现为政商勾结、上下串通，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呈现网状牵连，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以利益为中心形成异化的“小圈子”。

一是利益板结形成“共腐关系圈”。为了降低腐败风险，腐败官员往往首先在政界精心营造“小圈子”，通过提拔自己人，打造人身依附体系，上下勾连、左右同谋形成利益板结，板块内和平共处，利益共享。湖南省交通系统窝串案中，在迄今被“两规”或刑拘的28名干部中，有13人涉原湖南省高管局局长冯伟林案、5人涉原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邹和平案、4人涉原湖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陈明宪案、3人涉原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李晓希案。

湖南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龚永爱等专家分析说，某些干部形成的“人际圈”已沦为“以腐败为荣，以廉洁为耻”的旧式官场。在这个“生态圈”内，众人尊奉共同的“权威”，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层级之间抱团不断输送利益，甚至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甚至“交易”价格。圈子与圈子之间，既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又因为板块交叉和利益纠葛而相互妥协，形成窝案。

即使是圈子关键人物东窗事发，其余人也想方设法遮掩。如记者在一些腐败高发地区采访期间，有的官员不仅对他们已经出了问题的前同僚或上级讳莫如深，偶尔有人谈一点也出面“打岔”；甚至有官员还一再抱怨反腐影响了地方形象，尤其对当地被舆论称为“腐败重灾区”异常反感。

二是钱权交易建立“政商联盟圈”。办案人员发现，腐败官员热衷于精选商人作为“VIP会员”，建立政商联盟，进行利益切割，大搞权钱交易，实现圈子内利益共享。如一些腐败窝案中，涉案腐败官员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编织各自的人脉关系网，形成“山头”的同时，据守各自分管的领域，拉帮结伙，官商勾结，进行钱权交易。办案人员分析认为，腐败官员建立的每个圈子，往往都有几个固定的老板身处其中，人员结构和利益链条相对稳定，具有隐秘性和排他性。有的腐败官员在对待受贿的问题上，甚至坚持“小钱不收、平头老百姓的钱不收、不信任的人的钱不收”的“三个不收”原则，将受贿对象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三是寻找利益“代言人”，培植“亲属情人圈”。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腐败官员习惯固定安排一到两名至亲好友出面，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自己则藏身幕后，以此隐匿和过滤违纪违法留下的痕迹。

如受贿438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冯伟林，在主政湖南高速期间，将家人培植成“代言人”。其中，冯伟林通过“打招呼”让工程商王某承揽工程，并约定由其弟冯冠乔出面分一半的利润。仅此一项，冯伟林伙同冯冠乔就实际获得1500万元的“好处费”。江西一名落马厅级官员在插手工程项目时，均由其外甥何某出面，收受的1000多万元赃款都放在何某名下。

湖南省交通厅纪检组长刘志信告诉记者，陈明宪案发后，除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外，身边的亲属都有涉案，其妻周茜、其子陈钏、其妹陈明珍、其弟黄道军都通过陈明宪的职务便利牟取了巨额非法利益。在冯伟林案中，其妻子及弟、妹都被起诉，其弟冯冠乔更是因为中间人中标牵线搭桥收受贿赂1775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大到派系，小到各种“圈子”，这种异化的人际关系一旦在党内、政府内蔓延，必将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甚至严重扭曲现存的道德和制度。“‘小圈子’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除非反腐外力的介入。”一些受访的纪检干部认为，这种“黑色圈子”的本质是腐败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利益板块内往往和平共处，谁不遵守游戏规则，就会被视为“另类”加以排斥。

“逆淘汰”用人催生官场“黑文化”

“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红包文化，推崇厚黑学、讲究“兄弟义气”的“江湖文化”，明码交换、竞价出售的“买官文化”等官场“黑色文化”在一些地方不断蔓延。

记者调研发现，在一些腐败多发地区和领域，政治生态出现问题最突出表现为用人腐败，甚至形成选人用人“逆淘汰”现象，洁身自好、清正为官的干部被视为“另类”，不仅领导不喜欢，周围的人也因为怕冒犯领导而“躲着走”，清廉官员久而久之必然“边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作风不正、善于钻营的官员却“如鱼得水”，被不断提拔。

据办案人员介绍，陈明宪、冯伟林分别担任湖南省交通厅和省高管局的“一把手”期间，权力高度集中，从工程立项到干部人事安排，一手遮天。其中，为选拔“自己人”形成安全贪腐的“小圈子”，他们一般先只任命高速公路建设筹备组长，等完成土建招投标后，听话的就任命为经理，不听话的就不让当经理。

办案人员反映，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用人不正之风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红包文化，推崇厚黑学、讲究“兄弟义气”的“江湖文化”，明码交换、竞价出售的“买官文化”等官场“黑色文化”在一些地方不断蔓延。

因受贿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的安徽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在任职10年间受贿600多次，受贿金额520多万元，其中“卖官”近百次，“卖官”受贿约370万元。曾任安徽萧县县委书记的毋保良10年受贿更高达1000多次。一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表示，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行贿者是否被毋保良看成 “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2012年年底以来，包括原广东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常务副市长刘盛发、副市长郑松标在内的多名揭阳市领导被查处。今年6月，曾任揭阳市委书记的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红包问题突出，官商勾结严重，买官卖官成风。”揭阳市纪委书记陈直河坦言，揭阳政治生态过去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但根子还是选人用人方面长期形成的不正之风。

腐败风气盛行的背后，官场文化“泛黑化”现象不容忽视。办案人员透露，一些涉案官员之间平时多以兄弟相称、抱团腐败；一旦预感将“东窗事发”，又推崇“江湖义气”，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避法律惩罚。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记者胡锦武、苏晓洲、李鹏翔、杨守勇、叶前、邹俭朴、杨玉华、凌军辉、傅勇涛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