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倒逼改革过去30年屡屡验证 当下正面临第四波

　　制图：潘旭涛

　　上海自贸区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刘道伟绘

开栏的话：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开放倒逼改革”的逻辑，在过去30多年中屡屡得到验证。在全面深改年代，这种逻辑同样适用，并在从上到下各个层面的改革中，展示出了全方位的影响。

本报从国家、地方、部门、行业等四大方面，对这一逻辑进行深入探讨。无论宏观层面还是行业层面，我们看到，开放都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推动改革。

开放倒逼改革，并不是什么新鲜说法，却不断带给人们新的惊喜。

无论是在作为“压力测试平台”的上海自贸区，还是跨度极广的“一带一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年代，中国开放都发挥着引擎的作用，强力推动改革向纵深挺进。

随着又一波“开放倒逼改革”高潮的来临，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需要面对的挑战也比以往更为细腻而具体。如何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对接，如何实现中国与各国更为良性的互动，都需要将开放所带来的冲击，转化成深化改革的成效。

中国开放效果如何？也许未来，要由改革成果说了算。

第四波 “开放倒逼改革”

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三波“开放倒逼改革”，当下所面临的是第四波。

第一波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特区成为中国开放的试验田，既为中国发展带来了资金、技术与先进的经验，也带来了市场经济，并进而对原有的体制机制造成了冲击。计划经济的许多束缚，在不断改革中被冲开。

在“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背后，是在开放过程中，这座城市为中国开创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土地管理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国有企业股份制等诸多重大改革措施，在体制机制上实现了突破。

第二波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此时，浦东新区成为先行者，在开放过程中，倒逼启动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

“开放浦东，标志着开放由沿海向沿江、内陆纵深拓展。浦东率先开始培育证券、期货、产权等要素市场，开启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大胆探索，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积累了宝贵经验。”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这样认为。

第三波出现于21世纪初。在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开始与世贸组织的规则相衔接，并由此开启了诸多领域的改革，仅法律法规就废止、修改和制订了数千条之多。在关税减让、消除贸易壁垒、完善国内贸易法律体系等诸多方面，中国都进行了改革。

除了在制造业领域履行开放义务外，中国还借入世之机，加强了以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市场开发开放力度，并因此而逐渐放开了许多业务领域。

第四波开放则在当下开展得如火如荼。上海自贸区的发展，给了中国一种全新的接触世界的方式。这个新一轮开放的试水者，在产生一系列成绩的同时，再次发挥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精神，获取了诸多宝贵经验。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市政府参事王新奎看来，中国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中国正在从过去接受规则的角色转变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而世界也不能离开中国自说自话地制定规则。

在王新奎看来，上海自贸区就是一个“开放倒逼改革”的压力测试平台，目标是营造一个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公平统一高效的营商环境，核心是通过改革使政府管理经济、管理贸易、管理投资的行为国际化。

“开放不断增强社会机体的活力。高压力、可比选、强竞争等多样性的特点必然会带来应激反应、鲶鱼效应和溢出效应，从而倒逼改革、推动发展，保持社会机体的活力。”沈晓明认为。

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过去30多年间，每10年左右就会迎来一波“开放倒逼改革”的高潮，每一次都将中国推向了更高层次的发展。

体制不适应 就果断改

“我们为什么会有开放倒逼改革的压力，那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新的发展趋势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王新奎直言。

十八大以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方面的建设，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如何建设，如何改革，开放会给我们带来新思路。

一本叫做《全球规则的重构》的书，或许能部分解答中国为何仍需要“开放倒逼改革”的逻辑，书中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眼中的中国各不相同，对中国的期待自然也不一样。一言以蔽之，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在王新奎看来，面对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新的变化趋势，中国需要积极参与，“但回来一算账，体制适应不了怎么办？改革！这就是新的开放观。”

今年被称作“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在今年遍地开花，这五大方面均有涉及。常修泽将这五大方面评价为“五环式”改革，并认为这五大方面“环环相扣，融为一体”。

例如，在经济方面，“环环相扣”的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11月17日，沪港通正式启动，给大陆和香港的投资者吃下一颗定心丸，运行非常平稳。在此基础上，证监会表示，将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稳步开放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境内市场，并健全跨境投资的投资者保护制度，加强监管协调等。沪港通的开启，搅动了改革的“一池春水”。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克平透露，有观点认为今年或者明年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元年”，这意味着中国将很快成为对外投资的净输出国。中国公司不可避免要在全球市场中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生产布局，并不断对自身进行完善，这种挑战，将促使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理念上的提升，以及在与外界匹配时的调整。

再如，在政治方面，开放带来了政府自身体制改革的契机。以上海自贸区为例，其形成的“负面清单”制度，就是对本届政府简政放权改革的有效推动，并形成了成熟的、可复制的经验。在常修泽看来，这些都是推动管制型政府向“中立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改革措施。

又如，在生态文明方面，国际合作正在使中国实现双赢。最近的例子是11月12日，中美双方在北京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提出了到2030年的气候减排目标，这一方案无疑对中美甚至全世界都有重要意义。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直言，这一目标具有“倒逼作用”，而为了实现这一开放过程中提出的伟大目标，至少需要配套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和改革措施。比如，在节能提效上要有配套政策，并且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再如，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高，要有相应的政策鼓励和支持等。

加速开放与多点开花

当下中国应当如何开放？这是摆在眼前的重大课题，最终答案的揭晓尚待时日，但十八大两年多来，中国的开放逻辑，已是眉目逐渐清晰。如果总结过去两年的做法，我们会看到，中国一方面在加速开放的进程，一方面将开放的效应传导于诸多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加速开放。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如果不加大开放和改革的力度，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将面临被动局面。例如，在FTA(自由贸易区)进程逐渐深入的今天，中国力推亚太自贸区进程，作为发起者快速进入角色。在前后8天内，相继宣布中韩、中澳自贸区结束实质性谈判，并已进入冲刺阶段，让世界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开放的速度。

近期的中国外交，也足以体现这种速度。APEC会议、东亚峰会、G20峰会……中国身影以开放的姿态出现，就周边、亚太乃至世界经济的治理提出新的国际合作设想。这些都是在以开放的姿态，参与到规则的制订之中，努力与世界接轨。

“我们不再是简单地接受既定的规则，我们也要参与规则制定，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开放观。”王新奎认为。

而在上海自贸区，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足见其速度之快。

“与优惠政策式改革相比，制度创新式改革难度更大。”沈晓明直言，自贸区的建立不仅体现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国家意志和巨大政治勇气，也彰显了对改革规律深刻洞察基础上推进深层次改革的智慧。

其次是多点开花。

如果将眼光拉长，会发现中国对外开放，这两年干了不少大事——主导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等，都是影响深远的举措。在这背后，是中国开放的深度与广度的大大增加。

与以前大量“引进来”不同的是，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正在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提出以来，应者如云。这两大战略，集中体现了中国对于开放的诚意与战略眼光。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同国家对于中国的诉求各有不同，这无疑意味着中国需要以更为灵活的政策空间，来应对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这种开放的倒逼作用不容小视。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今年不少省份都提出了参与丝绸之路建设的目标和口号，并进行相应的地方性规划或是战略对接等，通过出台新措施参与其中。

今年启动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则体现了中国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所做出的努力。如何展现新兴大国形象，如何推动其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配合“走出去”战略，都需要中国做好充分准备，。

“开放倒逼改革，开放越扩大，改革越深入。随着改革内生动力递减，就越发需要以扩大开放来为深化改革注入新动力。”沈晓明表示。记者刘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