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十字路口上看好中国 强调欧中关系最好时期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魏莱】正处于十字路口的欧洲，远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观察着中国的最新发展，思考着欧洲的未来。欧洲仍在欧债危机的阴影里吗？曾是世界霸主的欧洲怎么看“世界第二”中国？欧洲发展的方向和自信的基础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时报》记者11月赴比利时、卢森堡，走进欧盟总部，旁听欧洲议会的活动、到欧洲对外行动署、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等地采访，在对话与交流中寻找答案。

“欧盟在复杂的十字路口”

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夜幕降临时商业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让《环球时报》记者仿佛又置身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欧洲特色的巧克力店、糖果店、礼品店与服装店生意红火。在参观完马克思当年思考与写作的白天鹅咖啡馆后，记者找到一家饭馆坐下吃饭，点了13欧元左右的普通单人套餐。常驻布鲁塞尔的一名中国同行说，当地收入水平比欧洲平均水平要高一些，很多普通人的月薪在2000欧元至4000欧元之间。到了夜晚11时左右，布鲁塞尔已经变得很安静，街上空空荡荡，鲜有行人。

从布鲁塞尔商业街夜晚的动与静中，难以判断欧洲经济是否已经走出欧债危机的阴影。但欧盟经济研究部的一名经济学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欧盟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从2010年的6.4%下降到目前的3.2%，欧盟已走出欧债危机阴影。此外，从绝大部分欧洲国家10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等数据看，欧洲确实是在复苏。但也有学者表示，尽管个别国家，如爱尔兰的经济增长率形势较好，但欧盟整体的经济增长率还是偏低。

在布鲁塞尔知名的自由大学，记者坐在教学楼前的台阶上和学生们随意攀谈。来自卢森堡的塞巴斯蒂安是历史学方向的二年级研究生，他说，自由大学是公立大学，欧盟成员国的公民来这里读书一年学费800欧元左右，但通常住宿与伙食费需要自理，如果是国际学生过来，花费要更多。谈到欧盟的未来，塞巴斯蒂安说：“欧盟从经济危机中基本恢复过来了，但前景还不太乐观。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困境仍比较突出，比利时和卢森堡其实是受危机影响比较小的国家，所以看上去还不错，但东欧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还有很多问题。欧洲媒体还总是报道一些国家有退出欧盟的念头。欧盟在一个复杂的十字路口。”

处在十字路口的欧洲人关心自身的经济复苏，也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布鲁塞尔采访期间，一名欧盟波兰籍经济学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那一天“预计很快就会到来”，中国是欧盟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欧中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正积极推进政治、经济与人文等各方面的交流，欧盟正在努力进行政策调整以适应不断的变化。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召开的APEC会议!”欧洲议会对华关系委员会主席莱嫩是欧洲议会主管对华关系的重量级议员，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先肯定了中国召开的这次国际会议。来自德国的莱嫩多次率团访问中国，他面带笑容地说：“欧中关系处在非常好的历史时期，而且双边关系还会更好。欧盟会与美国竞争，争取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欧盟看不出欧中之间存在什么重要的潜在冲突，因此可以成为中国最好的合作伙伴。”

“欧洲的底线：环境、文化与法治”

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来自同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国研究生张啸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与中国国内相比，这里的学生生活节奏普遍要慢半拍，这跟欧洲整体舒适的社会环境与保障体系有关。他认为，欧洲处处绿树成荫、蓝天白云，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里，曾经做过世界经济霸主的欧洲骨子里自然还有深沉的优越感。张啸然说：“我们在这里可以感觉到，中国的发展，跟欧洲相比，有点正在弯道超车的感觉。过几年，中国的前景会更好。但欧洲人真正在理念上领先中国的，恰恰是欧洲坚守的‘底线’，比如保护环境、弘扬文化、依法行事。”

从80后张啸然的言谈中，记者感受到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年轻人身上的“冲劲”，同时也在思考，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与制度设计可以保证欧洲青年人在未来更加从容地在各行各业历练、担当与挑大梁呢？欧洲的青年和现实的精英，欧洲的老一代和欧洲的新一代的权力过渡是如何实现的？旁听欧洲议会的一次例行会议给了记者一些答案。

在莱嫩的帮助下，《环球时报》记者旁听了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的一次例行会议。会上，对华关系代表团百名议员就中国香港的最新政治、经济局势进行例行讨论。议员们坐在一起，先是听委员会的专家汇报形势和动态。然后，议员们可自由提问或提出自己的主张与提议，并现场征询大家的看法。对香港“占中”这一热点，大部分欧洲议员坦言“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真实的情况”。欧盟驻香港的高级外交官向议员们做情况说明后，一名年轻的欧洲议员提问：“欧洲议会是否需要就香港‘占中’问题出一个统一的对外政策方案，比如发表一个对外声明？”专家委员会的几名专家现场对这个提议的可行性与政策合适性进行分析与评估，最终认为不合适提出。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例行会的讨论过程非常透明，一个半小时的会议也允许记者旁听。有几名中国常驻欧盟使团的外交官身穿西服，坐在议员席位中，正式参与旁听。

据了解，欧洲议会目前有751名议员。欧洲议会议员普遍非常年轻，最年轻的24岁，年纪在30岁左右的议员为数不少。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时，还曾有一名19岁的英国华裔青年学生正式宣布参选。欧洲议会议员的职业背景非常多样化，包括教师、公务员、企业家、记者、非营利组织工作者等等。这些青年人经过这里的锻炼后，可以快速地找到如何在欧盟制度下“搞定”各种实际工作的对应机构、对应程序和对应的人，同时，这些欧洲的“未来之星”还可以建立友谊。这样，经过在欧洲议会当议员的锻炼后，他们无论是继续做企业家，或者职业从政，或者从事各类其他工作，都会比其他人更能在欧盟这个体制内驾轻就熟地从事对外交往或展开国际事务。换句话说，欧洲议会就是为欧洲各国培养、历练和筛选人才的基地。

能在欧洲“飙车”的中国品牌还太少

“欧洲欢迎中国企业来投资与经商。”很多欧盟官员都有这样的表达。一名欧盟官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一些信息产业的企业很有竞争力，他们赚到了欧洲人的钱，比如，华为和中兴等。记者想起曾在华为总部参观学习时遇到一名华为的欧洲客户，他对华为的产品质量和性价比赞不绝口，认为中国的通信产品技术是超过世界同行的，这是一种“技术和商业管理上的飙车”。

但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欧洲并没有站稳脚跟。据记者观察，在布鲁塞尔市区中心的商业街上，只有海信在一栋楼上挂出自己的牌子。在卢森堡的金融区，只有挨着瑞银UBS的中国工商银行亮出自己的牌子。在布鲁塞尔火车北站附近的小巷子里，随处可见低端的中国货小店和小卖场，里面琳琅满目地摆着5欧元至10欧元一件的衣服、鞋帽，还有各种低端的耳机、音响设备，场景看上去和中国很多城镇火车站附近的店面差不多。

为什么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欧洲依然缺少自己的品牌企业？总部在香港的溢达集团是一家给欧洲知名时装品牌做贴牌前生产与代工的大企业，该集团一名高层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那些欧洲名牌象征着权力、财富和名望，而中国还没有成功地在欧洲打造出自己的服装品牌，因此，中国企业要尽快积蓄力量做好自己的品牌。

欧洲企业也有自己的困惑。欧盟主管研发与创新的部门已启动“horizon(地平线)2020”计划。在对华方面，他们优先支持中欧农业、食品、生物技术、城市可持续化发展等方面的合作，也支持中国研究机构到欧盟开展环保、通信、能源与航空领域的合作。但记者几乎看不到欧洲企业界与政策界的紧密互动。一个政府主导但缺乏民营力量积极参与的创新政策会有效地改变欧洲的未来吗？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

自傲和挑剔的欧洲需要魄力

在有着“欧盟外交部”之称、类似于美国“国务院”的欧洲对外行动署，《环球时报》记者见到多名欧盟官员。欧洲对外行动署作为欧盟对外政策执行部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盟的对华政策主要就出自这里。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曾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世界上学习汉语人数最多的西方国家是美国，世界上赴中国留学与经商人数最多的西方国家也是美国。这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区别。

一名欧盟主管教育和人文方面的政策官员告诉记者：“中文太难学了。一些欧洲人有时也会担心，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日本？日本快速发展时，也有日本成为世界第一的说法，当时，一些欧洲人努力学习日语，可是现在又有多大用呢？”这名欧盟官员的话，代表了一些欧洲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最好的阳光永远是在欧洲。至于中国，欧洲至少看见了它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希望，另一方面，又似乎“在文化上有些不适应，没有准备，不愿接受”。

欧盟主管对华政治与外交政策的一名高级官员还和记者聊起美国两党政治的相互“残杀”，导致工作低效，他甚至批评美国国会让奥巴马总统又成了“跛脚鸭”。但当谈到斯诺登事件会不会让欧洲和美国关系疏远时，他又笑着说，欧盟依然坚持信息自由和互联网自由，会推动互联网法治，“局部的事件不会本质上影响欧美关系的未来”。

对于欧洲这样“高高在上”的“自傲感”与政治上追求“完美”的“挑剔性”，某种程度上让欧洲整体上正在更加“女性化”，拘泥于细节，缺乏男性的阳刚、大气和魄力。这是《环球时报》记者此行欧洲的另一个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