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时政】以史为鉴 文化自信

10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就像是一列开足马力全速奔驰的庞大列车，向着现代化进程呼啸驶来，既有傲人的成绩，也有速度冲击同时带来的问题和隐忧。此时，能主动回头看，慢下一味冲锋的态势，不仅求快而更求稳，回望我们民族一路走来的过程，从中寻求成败教训、总结得失经验，古为今用、借古鉴今，这是一种非凡的胸怀智慧，一种成熟的治国方略，正是中国文化中所说“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体现，能把握一种不过激又不保守的适度原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学问体系分为了经、史、子、集四部，大体来看，经是指儒家典籍，史是指历代史书，子是指诸子百家，集是指文学艺术。经为纲，因为“经”这个字本身就有恒常不动的意思， 中国历史中的治国者、理政者，在主体上皆以儒家经典思想为指导理念，因此史部中所记录的历史风云、朝代变迁，也就在以事实说话、在以史料佐证，反映着历朝历代对于经部的理论运用情况、得失成败教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这种对于历史的重视、对于历史的学习，是中华民族历来的传统。

古代的治国理政者，十分注重总结历史、以史为鉴，很多出色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史学家，比如司马光，北宋宰相，官历四朝，主持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唐太宗说“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晋书》说“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韩诗外传》说“故殷可以鉴于夏，而周可以鉴于殷”， 这都是在表明，要以历史的前车之鉴，作为当今的后事之师。

事实发展也印证着，对于历史的态度，影响了一朝兴亡。比如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地、统帅华夏政权，元、清两朝对于历史敬畏心的截然不同，就导致了家国发展的大不同。元代蒙古政府，从主观感受出发，否定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思想道统，取消科考制度、重划职业等级、歧视儒学教化，使这个外来政权在中华大地上怨声载道、难以久存，不到百年便轰然倒塌， 因为它完全割裂了历史，成为没有根基无法长生的浮木，兴也忽焉，亡也忽焉。而清王朝在考虑稳定社会的问题时，便充分借鉴了元朝的失策，修前史，崇汉学，使这个异族政权基本顺延了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一统天下268年。 虽然，并非历史的就是要承袭的，并非本土的就是要恪守的，但是发展必须要立足于历史，正如创新必须要来源于传统，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治理，也都要对待好 它的传统文化。

历史的行进，有着长河漫漫中的固有态势，也有在现代化转型中的新河道探寻。然而，历史进程改进的是手段和方法，不变的是人类社会对光明大道、对至善目标的追寻。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国家，对于富强、文明的目标是不变的，变化的是现在能够比过去更民主一些、更法治一些；我们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社会，对于和谐、友善的向往是不变的，变化的是今天可以比昨天更公正一些、更平等一些。 昨天、今天、明天，过去、现在、未来，三点连成一线，串连出历史发展的惯性和趋势。制度方法探索变迁可以超越，价值理念从古至今一脉相承， “知止而后有定”，目标的确定才是道之所在。

而我们当今社会的目标确定，就是“中国梦”的理想实现，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实现。复兴，是综合国力强盛繁荣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历史雄风的重振。

也如《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大国是一道佳肴，现代化厨艺，改善的是炉灶的科技、厨具的卫生，可能还加入了西式的食材、时尚的调料，但要追求菜品美味这个宗旨始终不变，厨艺精神和烹调经验永远是不可或缺、不能抛弃的。 而且，我们要烹制的，毕竟是一道中餐，是中国人熟悉的口味、习惯的风味、适合的营养，因此，就绝不能数典忘祖或一味崇洋媚外，绝不能忘本悖德而需饮水思源。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说：“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 中国道路源自以史为鉴的道路进步，中国模式来自立足本土的模式 发展，中国文化袭自古为今用的文化传承，中国精神承自 源远流长的精神志气，这便是我们在今天的一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是我们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文化自信。（子曰师说曹雅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