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时政】以史为鉴 文化自信

10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就像是一列开足马力全速奔驰的庞大列车，向着现代化进程呼啸驶来，既有傲人的成绩，也有速度冲击同时带来的问题和隐忧。此时，能主动回头看，慢下一味冲锋的态势，不仅求快而更求稳，回望我们民族一路走来的过程，从中寻求成败教训、总结得失经验，古为今用、借古鉴今，这是一种非凡的胸怀智慧，一种成熟的治国方略，正是中国文化中所说“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思想体现，能把握一种不过激又不保守的适度原则。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学问体系分为了经、史、子、集四部，大体来看，经是指儒家典籍，史是指历代史书，子是指诸子百家，集是指文学艺术。经为纲，因为“经”这个字本身就有恒常不动的意思， 中国历史中的治国者、理政者，在主体上皆以儒家经典思想为指导理念，因此史部中所记录的历史风云、朝代变迁，也就在以事实说话、在以史料佐证，反映着历朝历代对于经部的理论运用情况、得失成败教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这种对于历史的重视、对于历史的学习，是中华民族历来的传统。

古代的治国理政者，十分注重总结历史、以史为鉴，很多出色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史学家，比如司马光，北宋宰相，官历四朝，主持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唐太宗说“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晋书》说“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韩诗外传》说“故殷可以鉴于夏，而周可以鉴于殷”， 这都是在表明，要以历史的前车之鉴，作为当今的后事之师。

事实发展也印证着，对于历史的态度，影响了一朝兴亡。比如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大地、统帅华夏政权，元、清两朝对于历史敬畏心的截然不同，就导致了家国发展的大不同。元代蒙古政府，从主观感受出发，否定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思想道统，取消科考制度、重划职业等级、歧视儒学教化，使这个外来政权在中华大地上怨声载道、难以久存，不到百年便轰然倒塌， 因为它完全割裂了历史，成为没有根基无法长生的浮木，兴也忽焉，亡也忽焉。而清王朝在考虑稳定社会的问题时，便充分借鉴了元朝的失策，修前史，崇汉学，使这个异族政权基本顺延了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一统天下268年。 虽然，并非历史的就是要承袭的，并非本土的就是要恪守的，但是发展必须要立足于历史，正如创新必须要来源于传统，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治理，也都要对待好 它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