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谈文保 曾获季羡林称赞

开创“数字化”敦煌 永久保存

敦煌研究院掩映在两排高高的白杨树林里。采访时正值高原仲春，花朵开得迟，院里还绽放着紫色红色的花儿。但这难得的春色，在采访结束后大约半小时时间内转眼便消失无踪，我们在莫高窟前，眼睁睁看着黄沙弥漫，到最后即便躲在出租车里，连牙缝都灌满了沙土。20年一遇的沙尘暴转瞬间使得整个三危山和附近的鸣沙山、月牙泉一带遮天蔽日，白日瞬间变为无边暗夜。

而这，不过是我们恰巧碰到的莫高窟的艰难之万分之一点。25岁的樊锦诗，在敦煌守了20年，才守来了电。“1981年才有电，看电视都到了1986年以后，离现在也就是不到30年的光景。完全是在一个很闭塞的环境里，还有刮风。你也不可能整天看洞，散步。那时候也没有电话，不像现在拿着手机随时可以打，就我们所长办公室有电话。交通也很不方便，我们现在出差坐飞机，那时候哪有飞机，坐火车都不方便，火车站离这里还有130多公里。那个时候火车的速度慢，从这个地方到兰州得一天一夜，到郑州得两天两夜，到上海得60个钟头以上。”苦行僧般的日子，令周围的百姓很费解，樊锦诗说：“他们都问我们是不是和尚，我就问他们，你们见过和尚留头发的吗？”

但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守护者，就这样扎根于这座石窟前的大漠里。常书鸿、段文杰是樊锦诗的前辈，她回忆自己1962年到敦煌实习时的情景说：“原来想的都是中学课本里，报告文学和展览里的敦煌，觉得特别好。一想到敦煌文物研究所，觉得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常书鸿、段文杰，想着他们一定挺派头的，住的估计也是窗明几净的。来时一看，完全不是这样的。”

樊锦诗曾说过，作为一个献身敦煌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倘若敦煌石窟在我们手中得不到保护，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如果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它，让它世代延续，我们就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子孙后代。2003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提交了敦煌石窟数字化保护的提案，就是因为，任何的事物都有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尽管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在用世界一流的方法科学保护敦煌石窟，但却无法预计，它们会在哪一天消失。而数字化的档案是永远的。

历经11年，今年7月，包含在这一提案中的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将开放，并将以数字化方式展示敦煌，让游客在直径18米的穹幕里感受到敦煌洞窟的实景还原。樊锦诗说：“这个做法，是有利于洞窟，也有利于观众。这也是对地方政府、地方旅游的一个支持。”这样的安排可以减少游客在洞窟里所待的时间，从而减少了二氧化碳、体温等对壁画造成的损害影响，同时，又可以提高参观人数，平衡了敦煌石窟的开放与保护问题。它终于圆满了樊锦诗“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梦想。（记者 龙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