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官员：车补定向使用或可避免“变相涨工资”

每年预决算公开，大家希望并不仅仅是公布一些数据，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次次在预决算领域的进步，能真正推动一些改革的开展。换言之，预决算公开应该是推动相关改革的重要举措。多年呼吁公车改革、拒绝专车的预算问题专家、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希望能够通过晒三公、晒预算，推动反腐工作建设，并实现车改这一重大目标。

京华时报记者赵鹏

□公车改革

评估 车改每年可节约上千亿元

京华时报：人民网近日报道，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党政机关和企业对公务用车进行了拍卖，多个地级市公车改革后年均节省2000万元。据您了解国内公车存量和每年花费大概有多少？

叶青：车改有三句话：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公务出行社会化、市场化，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中国一年的公车开支有多少，没有权威数字。如果把所有的由公共资源供养的公车都算在内，再加上领导与司机私用的部分，全国公车开支可能在3000亿元上下，而车改就可以节约上千亿元。

警惕 组建公车使用中心不可取

京华时报：统一组建机关服务车队或公车调度使用中心，是否意味着公车改革很难彻底搞下去。如何防止公车改革开倒车，一方面继续购买公车，一方面出现既拿补贴又坐公车的局面？

叶青：组建机关服务车队，与中央“公务出行社会化、市场化”的要求，肯定是相违背的。组建一个车队，无非是司机有地方安排，有一个花纳税人钱的地方。这样的话，“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如何发挥？社会上的租车公司完全可以满足公务出行的需要。如果有的人“一方面继续购买公车，一方面出现既拿补贴又坐公车”，那么正好是落在纪委的枪口之上。纪委正愁“八项规定”严格执行之后，可能会没有什么事可干。总书记一再强调，反腐败规定不是“稻草人”，是高压线。党员干部不要“以身试法”。

招数 车补定向避免变相涨工资

京华时报：近期国内有城市宣布，个人医保账户资金将封闭管理，钱只能存在社保卡里看病时专款专用，将禁止提现买其他东西。车补能否参考这种严格的封闭管理做法，只把钱打入某种公务卡中，不能提现，只能在工作时段打车或坐公交用？车补如何才能防止成为机关事业单位人人都有的变相涨工资？

叶青：杭州就是这样的，钱打到公务员的市民卡上，专门用于购油、修车、打的、坐公交、坐地铁等。这种“只能在工作时段打车或坐公交用”的提法倒是一个好办法，是一个进步。

车补是补贴私车公用的成本，不可能很高。作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我的车补现在是一个月1200元，个人认为不多不少。如果多了，就有“变相涨工资”的嫌疑。据称有一个地方正处级的车补准备发3200元，而当地的最低工资才1620元。这么高可能不合理。

我建议各地把车改方案，特别是其中的车补数额，拿到当地的人大常委会上去讨论，甚至是在社会上听听居民的意见。如果车改只由官员主导，车补只能是越来越高，这样对不起人民啊！

展望 本次公车改革成功几率大

京华时报：今年国务院提出各部门“三公”时要细化说明公车购置数及保有量，这是先晒后改革的前奏吗？公车改革20年，始终未走出“治理——反弹”的怪圈。国家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您认为这次可能取得公车改革的全面成功吗？

叶青：不一定是改革的前奏，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的公开，肯定是一年比一年细化，一年比一年规范。

这次车改是中央提出的反腐败的措施之一，成功的几率很大。

要注意的问题，一是车补要适度，只能是公务出行的补贴，不能包括私务出行。官员上下班都应该自己解决，因为每个人住的地方离办公室的距离都不一样。二是加大监管力度，如果既拿钱又坐公车，至少按照这辆车一天的租金来计算贪污金额，如果是向下级单位借的，就应该按照这辆车一天的市场租金来计算每一天的受贿金额。三是鼓励民营公司提供租车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预算公开

“参与式预算”急需推广

京华时报：除现行预算公开，政府能否更多接受公民申请公开的形式？或者说能否事后再由公开部门主动或依公民申请提供更详细的信息供公众查询？

叶青：纳税人是有这种权利的。最早的部门预算公开就是志愿者推动成功的，要感谢他们。

2009年10月16日，接到深圳吴君亮团队志愿者提出的申请之后第八天，广州市财政局便将广州市2009年本级114个部门的部门预算，全部公开放到了“广州财政网”上。大众和媒体在褒奖广州市财政局公开预算的同时，也将“三公消费”、政府机关幼儿园花费财政资金过高等疑问抛到了财政局长面前。尤其是九家政府机关幼儿园一年获得财政补贴6000万元一事，不但引发人大代表和市民的追问，也让众多媒体抓住了“小辫子”。公开之后，暴露了问题，老百姓才有提建议的可能。

政府部门各种支出项目的细节，也应该可以在网上查询到。武汉即将公开的部门预算也做了规定：部门预算既可以在各单位的门户网站上查询，也可以在财政局的门户网站的专栏上查询，而且要长期保存在上面。

京华时报：目前的预算公开只是让公民对预算结果享有一定知情权，即事后监督。是否还应该让公民或一些财政专家或财会专业人士参与预算的编制与审查，强化公民对政府公共收支的事中监督？

叶青：这件事在极少数地方已经开始了，急需推广。如浙江温岭市的县级、镇级预算支出安排中的“参与式预算”就是如此。哪些项目要上，要通过市民代表的讨论、批准。另外在广东，在预算的编制阶段，就有代表与代表顾问一起参与预算编制。这就是把年年说的预算上的浪费，提前到编制阶段就加以“阻击”，防患于未然，这非常必要。

□“第四公”

会议费要尽快拿出来晒晒

京华时报：您觉得改革中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叶青：除了晒三公经费，现在倒是“第四公”——会议费要尽快拿出来晒一晒，问题太多了。不排除领导、具体经办人员有从中渔利的可能。如曾被评为“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个人”的昆明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阮某2011年7月22日因被指控贪污接受了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的审理。公诉机关指控，从2006年到2007年间，阮某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到昆明一家四星级酒店消费，并购买了价值数千元的衣物、鞋子，以及价值上百元的内裤、香烟和酒水等。这不都是通过会议费、接待费、差旅费来冲抵的吗？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在大宾馆里都有名牌服装卖？答案你懂的！今年广州花都区会议费预算2850万元，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予以炮轰：如果除以250个工作日，今年每天要花11.4万，除以365天，一天也要花7.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