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妈讹人到老外肇事骂人 专家：根源在专业缺席

日前，一则从“讹诈”到“撞人”的“神转折”新闻成为了网络内外的焦点。为何捕风捉影的消息一亮相，便引来了众多网友和民众的批评、指责之声，而真相却被掩藏在了事实背后呢？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说：“以前说有图有真相，现在有图也未必有真相。”

从“大妈讹人”到“老外肇事骂人”的神转折之后，媒体新闻和评论的问题被反复提起，为什么一则并不符合新闻规范，并不具备新闻要素的消息，却能够迅速引起公众和某些媒体不加甄别地跟进并且大加评论，神转折背后隐藏的，究竟是国人复杂的心态，还是一些媒体不专业的做法和态度？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专业”这个词早已被人们熟悉，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似乎也成为多数人的共识。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非专业的事件，并非仅仅发生在新闻领域，在更多的领域内，类似的现象同样存在，由非专业而引发了事件层出不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表示：“人们对于负面新闻的盲从，特别是对国人负面素质的敏感，固然反映了普遍的社会情绪，但是这种情绪的产生是有根源的，而且也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中国人不是太过苛刻，而是太宽容。更应该注意的是，在许多误传和错传的消息中，一些不专业的新闻传播现象值得注意。”

新闻，专业和不专业

互联网时代是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记者，每个人都是现场的媒体传播员。这固然是对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一种形容，但对于新闻来说，并非是完全准确的说法。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已经逐渐认识到，固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相机、摄影机，但并非所有人都是专业的新闻记者，都能够对现场的信息加以甄别和整理。

北京晨报：一则非专业的新闻，制造了一场尴尬的“神转折”，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现象？

乔新生：人们常说，互联网时代是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记者，每个人都是现场的媒体传播员。这固然是对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一种形容，但对于新闻来说，并非是完全准确的说法。近年来，不少发达国家已经逐渐认识到，固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相机、摄影机，但并非所有人都是专业的新闻记者，都能够对现场的信息加以甄别和整理。

北京晨报：这里所指的“专业”一词应该如何定义？

乔新生：“专业”在这里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应该具备相当的人文关怀和职业素养，真实、客观、平衡地再现事件的全貌。其二，在技术上，能够把握现场细节，并且将诸多的细节拼凑出全貌，也即还原现场的能力。没有这两方面全面的能力，不能算一个专业的记者。事实上，类似的事件我们已经遇到过很多。

乔新生：手拿书本的人不易被骗

一则不准确的消息可以引发批判的潮流，一桩漏洞百出的命案可以宣判定罪，就在12月3日，安徽警方宣布，一件17年前的“杀妻”冤案告破，嫌犯另有其人，而该案的律师称，早在当年审理时，“该案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还存在刑讯逼供的情节”。

一方面是非专业引发的事件频频出现，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在名人、权威、主流平台的声音里被迫选边站队，盲信和盲从现象普遍，有人感叹“我们究竟还能信谁”？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认为：“理性的缺失、独立思考的缺失，是社会转型时代的阵痛，人们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考和判断，只能盲从于权威、名人等。而许多权威、名人却往往是胜者通吃的产物，唯有希望理性的回归，希望这样的阵痛短一点。一个手拿书本的人，不会那么轻易受骗，而一个背包里装书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专业的缺席

问题的根源在于，专业的管理机构、司法机构，包括新闻传媒不能及时地提供专业的服务和指导，因而屡屡发生错误消息引发批评指向无辜者的现象，这并非观众的错误，而是专业机构的失责。

北京晨报：一则虚假新闻一经露面便引发了社会一面倒的批评，因此真相揭露后的尴尬也尤其强烈，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乔新生：类似的“神转折”其实并非一起，早在南京的彭宇案中就已经发生过，从最初的人们批评老人讹诈，到后来发现确实发生了碰撞，这样的转折令人深思。问题在于，如果在公共场所能够有更多的摄像头，如果公安机关能够及时处理，如果人们愿意作证，彭宇案就很可能不会出现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当人们需要社会管理机构提供准确的证据时，却无法得到帮助，如果管理机构能够及时提供证据，那么不论是被告还是原告，甚至是评论者，都不会陷入两难的尴尬，悲剧和误解就可能避免。

北京晨报：许多人对于国人对负面消息过分敏感的现象表示担忧，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乔新生：人们谈“撞”色变，有其原因，但根源并不在这里，问题的根源在于，专业的管理机构、司法机构，包括新闻传媒不能及时地提供专业的服务和指导，因而屡屡发生错误消息引发批评指向无辜者的现象，这并非观众的错误，而是专业机构的失责。

互联网“后遗症”

很多类似的事件都有这种情况，当事人在网上求助或者发表意见，媒体不加求证就当做新闻发布。因此，新闻工作者应该自问，不要对任何微妙、存疑的案件轻易发表意见。不要以伸张正义的方式把整个社会撕裂，让不明就里的人们不得不选边站队。

北京晨报：神转折事件也引起了人们对错误消息为何广为传播的思考，您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乔新生：新闻媒体确实在很多时候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媒体既没有去现场，也没有采访和事件相关的人，在细节欠奉、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就加以传播，致使本来全责明晰的事件变成了乌龙。事实上，很多类似的事件都有这种情况，当事人在网上求助或者发表意见，媒体不加求证就当做新闻发布。因此，新闻工作者应该自问，不要对任何微妙、存疑的案件轻易发表意见。不要以伸张正义的方式把整个社会撕裂，让不明就里的人们不得不选边站队。这样的做法，牺牲的是真相，欠缺的是法律证据。就如彭宇案，新闻媒体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事件中撞人的过程被可怕地忽略了。

北京晨报：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

乔新生：就传播来说，之所以屡屡出现不专业的现象，和越来越依赖互联网有关。我接触过不少非常有专业素养的记者，如美联社、《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他们总是会说一句话：我们会采访更多的当事人和专业人士，以此做出更全面的报道。我们现在很少有肯花半个月或一个月采写一篇新闻的事情了。

道德要求降低很多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理性地看待问题，独立地思考和判断自己所看到、听到的东西，就不会被骗了。实际上，这种看似道德判断的现象，其实和道德无关……事实上，我们现在社会对道德的要求降低了，仅仅停留在理论的高度，相比传统社会对道德的评判要低得多。

北京晨报：虚假的信息引来许多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乔新生：有一个画桃的故事，老师在讲台上放了一个桃，让学者临摹，其他学生画的都像桃，唯有一个学生，画出来的像屁股。老师勃然大怒，校长严厉批评。唯有家长理性，他带着老师和校长坐到学生的座位上，结果发现，在那个角度看，果然不像桃，而像一个裂开的臀部。一个事件的发生，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问题在于，不同结论的得出来自于各自不同的观察和思考。为什么许许多多非专业的判断、决策、处理等能够实行，这和人们判断力的失常有关。

北京晨报：有批评者认为，在对社会现象的评价中，道德判断往往会替代真相，是否真的如此？

乔新生：为什么会出现一面倒的、不分是非的道德判断？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理性地看待问题，独立地思考和判断自己所看到、听到的东西，就不会被骗了。实际上，这种看似道德判断的现象，其实和道德无关。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讲究情怀的社会，比如儒家说的“修齐治平”，把人分为很多个级别，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是，只要奉公守法，就是一个好公民。事实上，我们现在社会对道德的要求降低了，仅仅停留在理论的高度，相比传统社会对道德的评判要低得多。

胜者并非是全能

胜者通吃的时代，社会的标准变成了胜者的标准，他们决定大小事务，发表各种意见，不专业的可以变成专业，错误的信息可以当做真相到处传播，无价值的评论被反复谈起。而普通人缺少辨别的能力，往往会盲从，这使得这个社会异常复杂，又空前单调。

北京晨报：“专业”应该是现代人所熟知的一个词，但是我们的社会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非专业的事件呢？

乔新生：这是一个胜者通吃的时代，一个人只要成功，就立刻会变身为各方面的全才，也敢在任何领域说话。不管之前是做什么的，只要成了名人，就有人送来大把的钱；只要当了教授，就敢在任何领域发表意见。胜者通吃的时代，社会的标准变成了胜者的标准，他们决定大小事务，发表各种意见，不专业的可以变成专业，错误的信息可以当做真相到处传播，无价值的评论被反复谈起。而普通人缺少辨别的能力，往往会盲从，这使得这个社会异常复杂，又空前单调。

北京晨报：盲从产生于怎样的基础？

乔新生：人们太忙了，又太疲惫了。每天为了车子、房子、孩子等拼命，处身于各种各样的利益纠缠、你争我抢之中，回到家里打开电视，又看到满眼别人的恩怨情仇，他们能做的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把本来应该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事情都交给别人，每个人都成为了思想的奴仆。

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但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里造神，人们忙忙碌碌，但他们的思想，却被名人、权威等所统治，让人悲哀。

回归独立的思考

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人们过分地追逐财富、追逐物质的丰裕，必然会导致精神的匮乏，每一个人都在为一日三餐奔波忙碌，怎么会停下来思考呢？我们的社会一定要有这样的一段阵痛，唯一希望的是让它能够短一点儿……因为当物质丰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自然会回归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北京晨报：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样的状况呢？

乔新生：实际上，不专业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屡屡出现，和整个社会中的人们普遍缺乏理性的思考、独立的判断有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理性思考、独立判断，那么，那些非专业的人还能有市场吗？还能够占据专业的位置吗？我个人认为不会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手里拿着书本，那你想骗他就不会轻易成功，当每个人的背包里都装着书的时候，这个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为什么要呼吁教育改革，因为现在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在扼杀人们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就像那个画“桃子”的学生，只有放开思想，才能做出独立的判断，不会盲从。

北京晨报：除了教育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办法去扭转局面呢？

乔新生：很难。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人们过分地追逐财富、追逐物质的丰裕，必然会导致精神的匮乏，每一个人都在为一日三餐奔波忙碌，怎么会停下来思考呢？我们的社会一定要有这样的一段阵痛，唯一希望的是让它能够短一点儿。换个角度说，如果你来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走在德国的街道上会发现，街道上静谧的角落里、公园里到处都是在阳光下静静读书的人。因为当物质丰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自然会回归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德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哲学家，正是因为在历史上，其数次出现过物质非常丰裕的时代，因此人们会有闲暇去思考自己究竟要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等。

晨报记者 周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