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11位省部级官员落马 为过去5年平均速度两倍

网络举报深度参与

十八大后中国反腐形势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网络的深度参与，且与实名举报结合了起来。

《中国新闻周刊》搜集了88个十八大以后被调查的官员样本，其中包括省部级和地厅级官员。搜集的信息包括这些官员落马前的职位、何时落马、因何落马、线索来源、从线索出现到被调查的时间、从开始调查到信息公开的时间。

通过研究以上数据发现，在这88个被调查的官员中，公开消息显示线索明显来源于举报的共有20起。由于举报的隐蔽性以及新闻报道的有限性，实际上线索来自于举报的比例要高很多。

在这20起线索来自于举报的案件中，网络举报占了18起，占比90%。另两起则不能确认举报方式。在这18起网络举报中，省部级官员4起，厅级干部14起，分别占比33%和18%，两者加起来占比20%强。也就是说，在5个落马的厅级以上官员中，就有1个是通过网络举报成功的。

网络举报的案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要么是涉案官员滥用权力，要么是有作风问题，要么是其身份让大家感兴趣，这些特征都有助于在网络上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从而聚拢民意。比如太原公安局长李亚力之子醉酒打人，大家比较关注的点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父亲公安局长的身份，二是权力滥用，这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会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滥权者的憎恨，而对案件给予高度关注。

刘铁男案之所以引发关注，一方面是因其位高权重，对公众有种神秘感，另一方面则是其发生在公众比较敏感的能源领域。此外，就是举报者的身份。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很容易激发公众的想象力。

情妇的举报则把公众的仇官情结与偷窥欲望结合起来，容易在短时间内吸引人的注意力。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选取的分析案例中，出自情妇的网上举报的案件，人气居高不下。

在这些与情妇有关的案例中，纪检部门介入的速度也明显加快：雷政富案第二天介入，同一天证实，第四天免职；单增德案第二天调查，第三天证实，几天后免职；范悦案3天后免职。这种超越常规的处理速度，一方面与纪检机关对短期内聚拢民意的顾虑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情妇掌握了更可靠的证据。

与情妇举报相比，媒体人举报因为自己非当事人，许多案情是听人转述，加上容易流于主观判断，因而在证据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这些需要调查来弥补。

在上述18起网络举报中，有13起是实名举报。在纪检调查越来越向实名举报倾斜的背景下，实名越来越成为网上举报的一个共识。一位研究者整理了从2012年初到2013年8月的28起实名举报，他发现，除了6起正在调查的案件外，另外22起案件的回应率达到86.3%，只有3起没有回应。在19起得到回应的案件中，12位被举报人被免职。

这位研究者还发现，在28位举报人的身份中，有8名商人，6名媒体人，两者加起来占了一半。这说明，在实名举报者的动机中，最重要的动机有两个：一是商业利益，二是公益。

大量的举报人采用实名，一方面说明举报人的取证意识与能力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反腐生态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改变了举报者的预期。在实名与匿名之间，举报者的风险考量也在发生变化，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是网络的出现，二是纪检机关对于反腐的态度。

网络给反腐生态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以前少为外界知晓的反腐案件，现在很难再暗渡陈仓，一个证据确凿的举报在网上公布后，汹涌的民意会不断挤压纪检部门的回旋空间，对其形成压力。另外，实名举报还会把被举报人置于一种受监督的境地，使其起报复之意时有所顾忌。如此一来，实名举报人就拥有了两个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一是纪检机关立案的可能性增加；二是被举报人也不敢肆意妄为。这都会大大改变其对举报风险的预期。

不过，当前反腐机制中还缺少一个举报人保护制度，实名举报依然存在风险。

对于纪检机关来说，其长期以来依赖书面举报并拥有巨大的调查裁量权的工作形态或将改变。在很多情况下，它可能不得不抽出很多精力回应网上的举报，这对于其观念和人员的配置都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