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数字化之路系列访”——郝振省:数字出版要求必须是“强者通吃”

国内外数字出版的主要差距在于定位及运营模式

新华网：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出版转型示范工作的成果主要都有哪些？

郝振省：这个成果我把它归纳一下有这么几个方面：

在产业规划方面，几乎所有我们传统出版企业都开始规划自己的数字出版的发展方略，相当数量的出版社、出版企业不仅有短期的计划，而且有中长期的规划。

在发展模式方面，也已经打破了单一的模式，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比如有的与技术商合作进行技术研发；有的搭建内容资源平台来整合有限的内容资源；有的申报国家和省部级项目，通过项目来带动发展；有的和阅读终端的设备商进行合作，开发一些阅读器之类的品牌性的产品。

在产品生产方面，有的已经确定了一些产品和项目，有的产品已经定型正在开始推广和应用，还有的产品已经形成产业链了。特别是一些企业利用他传统的品牌来开发数字产品，比如外研社做的点读笔就非常成功。

在产品的推广模式方面，也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借鉴国外推广模式方面，比如人民军医出版社从2010年就开始在发售纸质书的同时配发阅读卡，通过阅读卡实现了同时在线阅读，还可以链接中华医学资源核心数据库，了解更专业的知识，这种模式成为了国内的首创，也显示了全媒体出版比起单独电子出版的优越性。

另外，从投入产出、盈利的角度来讲，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数字出版社是烧钱的，但现在不少出版社已经初步形成了盈利模式，有了实际的盈利。比如北师大出版集团，2011年在数字出版方面的纯利润就有193万左右，2012年已经达到340多万。

最后一个成果，我觉得就是在这些产品、模式不断推出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支人才队伍。数字出版人才总的规模还不是特别让人满意，但是已经形成了不同规模的复合型人才。

新华网：目前国内传统出版业的数字出版总体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郝振省：从水平上来讲，我认为目前已经有了一批领军企业，也相应地产生了一批领军人才，在领军企业和人才的带领下也有一些很好的项目，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核心技术，我觉得目前是在这么一个水平上。

新华网：同国外的企业相比国内数字出版业的差距主要在哪儿？

郝振省：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差距：一个是定位的差距，一个是运营模式的差距。比如在定位上，国外一些大的集团或标志性的出版企业，已把数字出版作为整体战略的核心板块；而相比之下，国内的集团和企业还只是把它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精力还是用在上市、多元化的开发。虽然认识到他很重要，但是还没那么紧迫，所以还只是把争夺市场的希望寄托在传统方面，放在大而全的上面，这是一个最大的差距。

另外国外的一些企业做的是减法，而我们做的是加法。国外一些大的集团现在是在合并同类项，为了合并同类项，他们不惜忍痛割爱。比如说全球最大的出版集团之一培生集团，为了加强教育资源数字化的开发把企业出版社和金融时报都分离、卖掉了，同时又购进了以教育服务为主要业务的美国在线公司和以商业英语为主打的全球新闻公司。

而我们更多的是加法，把能够增加我短期效益或者只要是效益板块的就通通纳进来，我觉得这确实是让我们担心或者是着急的一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