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主政广东二三事：为广东改革开放打下基础

彭洪入狱后，家人两次给他送去了《毛泽东选集》和生活用品，他在狱中给家人复过两次信之后，便再没音信。1968年8月中下旬，彭洪的爱人陈平得知，彭洪被转移到海丰去批斗。十几天后，传来了彭洪“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消息。噩耗传来，彭家人悲愤万分。在彭洪去世后，陈平带着两个孩子被下放到粤北山区的一个干校，在那里待了五年，直到1973年才获准返回广州。陈平及彭家亲属始终不相信彭洪是自杀的，要求调查彭洪的死因，但每次都石沉大海。

受彭湃案牵连的人很多，就连彭湃已过90高龄的母亲周凤也未能幸免。1966年11月的一个深夜，老人突然被秘密带走，关押到海丰县公安局的牢房里。四个月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老人被送回家。林彪、“四人帮”在广东的爪牙停发了国家发给她的生活补贴，取消她的粮食供给和户口，还勒令当地医生不许为她诊病。

1967年4月，与彭洪一起被关押的黄秀文在押送途中患病，他利用看病的机会逃离广东，一路乞讨到了北京。黄秀文在解放初期曾受国务院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到聂荣臻家作过客。当黄秀文到北京后就在聂家附近等候。一天，当聂荣臻的汽车出现时，黄秀文急忙上前拦车。当聂帅看见黄秀文时甚为惊讶，关切地把他拉上车。黄秀文向聂帅汇报了反彭湃事件和彭湃母亲周凤受迫害得不到医治的情况。聂帅大为震惊，表示要解决好此事。不久，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根据中央指示，联合致函广州军区，要求尽快把周凤接到广州治病。但是，海丰县极左势力很快进京，前来阻挠。直到1967年11月中旬，广东省革委会负责人才按照中央的指示，通过省民政厅，在海丰驻军和群众的帮助下，将周凤从海丰接到广州治病。周凤于1973年3月12日在广州辞世，享年102岁。

1967年8月26日，反彭的几个头目操纵群众组织，向各公社发出电报，诬称维护彭湃烈士英名的干部群众破坏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围攻、殴打参加会议的代表。随后，几个公社立即组织了5000多人的武装队伍，携带机枪、冲锋枪、步枪等进入海城镇，沿途任意开枪。遭“围剿”的群众纷纷上山躲藏。彭湃的几名亲属在这次暴行中相继遇害。1967年“8·26”事件后，周总理下令收缴枪支，停止杀人，不准围捕上山群众。然而，凶手竟然上街游行示威，张贴“猛揪国务院后台老板”等反动标语。他们大搞株连，对死难者家属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

1973年，黄秀文再次逃到北京，在聂荣臻元帅办公室周秘书的帮助下，到中南海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仍然记得黄秀文。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当时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人在担任南塘区委书记的黄秀文和他父亲黄依成等当地同志帮助下，渡海赴香港。周恩来身患疟疾，连日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一直住在黄秀文家，是黄依成、黄秀文父子每天背着周恩来去找郎中看病。周恩来的病治好后，黄秀文等人用小渔船将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人摇渡护送到香港。当黄秀文向周总理汇报了海陆丰发生的令人发指的反彭湃血腥事件以及彭湃遗属惨遭不幸和自己遭到批斗的详情时，周总理极为震惊，亲批了字条交给叶剑英。

1978年6月18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专项听取关于海陆丰问题以及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习仲勋结合所掌握的大量证据和事实，认为为彭湃及亲友平反的时机到了，下决心要为在反彭湃冤案中死难的和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彭洪的爱人陈平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78年初夏的一天，她在省委珠岛宾馆第一次见到习仲勋。习书记手里拿着陈平数月前写给中央和省委的申诉信，信的前面就是周总理亲批的字条。习书记将周总理批条的来历告诉她，握着陈平的手关切地说：“彭洪同志的案子，中央很重视，省委一定会抓紧落实好，对案件进行调查。”

1978年七八月间，习仲勋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月的东三区(梅县、汕头、惠阳)之行。在汕头地区，他考察了海丰县，听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丰县发生的大反彭湃问题的汇报。8月13日上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对海丰县严重违法乱纪的人要严肃处理。10月3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决定，“要加快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的步伐，对错案、假案、冤案，要大张旗鼓地平反昭雪”。

根据习仲勋的指示，1978年夏天，联合调查组进驻海丰。调查组历经半年多调查，查明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真相。1978年11月，调查组通过走访，找到一名曾参与掩埋彭洪尸体的农民，并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一具遗骸。再根据陈平描述的彭洪特征，调查人员判定，这正是彭洪的遗骸。1978年11月10日，海丰县委为彭洪举行了追悼大会，其他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也得到平反。参与迫害的人，受到了严惩。

1979年1月25日，广东省委对海陆丰反彭湃烈士事件作了定性，认为这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