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谈多地红会“挟器官以逼捐”：亵渎了慈善

广东、江苏等多地红会存在要求医院认捐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的现象，一例器官甚至要捐10万元。红会称捐款用于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公开。中国器官资源多掌握在地方红会手中，卫生部研发的计算机分配系统仅能调控1/3的器官。(7月8日《新京报》)

英国著名舞台剧《人鬼情未了》之所以为很多人所喜爱，因为其讲述了“用爱的力量让生命在另一个载体上继续存在”的道理。器官捐献体现的就是这种博爱的慈善精神，传递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爱心。然而，红会“挟器官以逼捐”，无疑是对这一慈善事业的严重亵渎。

我国在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时，引入红会作为第三方机构，承担器官捐献登记和见证等职能，为的就是杜绝器官捐献沦为交易。不过，一旦有了掌控资源的权力，就会产生权力寻租的“黑洞”。目前，每年约有3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每年仅有约1万人可以获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术。器官因缺而贵，红会恰恰掌握了这一稀缺资源的支配权，许多医院只能被迫接受红会的捐款要求。

诚然，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地区，90%捐献者的家庭面临生活困难问题，甚至因病致贫。对器官捐献者进行经济救助，既是人道主义的体现，也有利于激发社会传递爱心的热情。但是，捐款应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不能强制索捐，更不能把捐款与器官分配直接挂钩。红会“挟器官以逼捐”，很容易滋生“有权有钱才能获得器官”的潜规则，有损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同时，捐款账目没有做到公开透明，红会又难逃为自己牟利之嫌。

作为世界上开展器官捐献较早的国家之一，美国专门成立了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各地的器官信息、患者排序情况都在网络上公开，随时接受公众和卫生行政部门监督。在器官分配过程中，该网络严格根据公认的医学标准，考虑患者等待时间、病情轻重缓急、年龄、血型等因素，配型过程透明化。虽然同样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但美国通过一系列举措最大限度保证了捐献器官分配公正合理，避免了人为因素导致的不公与不测。

反观我国，尽管卫生部研发的“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投入运行已有两年，但由于国家没有出台强制性规章，要求器官均由该系统分配，2/3器官仍在系统外分配。对于这部分资源的分配规则，深圳红会器官协调员高敏一语道破天机，选择将捐赠信息给哪家医院，有合作习惯问题，但主要取决于“深圳红会和广东省红会的决定”。

越是资源稀缺，越要保证公平，某些地方红会“挟器官以逼捐”亟待制度纠偏。一方面，卫生部须尽快出台办法，将器官移植全部强制纳入系统分配，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分配的公平公正。同时，吸纳社会捐款建立器官捐献专项救助基金，与一对一的器官分配行为剥离开来，避免器官捐献移植受到经济利益干扰。张枫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