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提防被误读的城镇化带来中国式金融危机

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

万事总有开头处，作为复杂的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被依附众多福利的户籍制度，其该如何改起？

尹中卿认为，首先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现在有一些地方得到城市或城镇户籍的方式是让农村人口用承包地换城市户口，用宅基地和房子换保障。但这个方式在很多地方反响并不好，农民在农村有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这些权利在进入城市之后却不好处理。

“能够让农村人口在自愿、有偿的原则下，完成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转让，换成一部分资金，成为进城的资本，这是土地制度改革需要面对的当务之急。”尹中卿表示。

此外，尹中卿认为，在转移支付上，之前的政策是涉及到人的，有户籍人口才给配备教师、医生等人员，由国家拨付这笔钱。今后，我们的转移支付要按照常住人口，不管有没有户籍都有权接受转移支付，包括农民工进城之后交通、住房所需资金，通过财政金融的改革为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保障。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中国在逐步废除户籍制度的进程中，除了开放城市落户限制，也要注意农村户籍制度的调整。

“为什么农民工在城市留不住？因为他们在农村有那一亩三分地和宅基地，城市政府就理直气壮地不管进城农民，不给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在樊纲看来，户籍制度的改革需要城市和农村同步进行。“农民工的房子、子女教育和未来养老都跟家里的土地连着，所以我们在进行户籍改革时，农村和城市必须要同步，才能让农民真正流动起来。”

王一鸣建议，目前，城镇化问题中突出的是土地的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建议人口与土地进行挂钩，即占多少土地就必须解决多少人市民化的问题，让人与土地的城镇化协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