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群众工作传统

三、执政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党群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群众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已经成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善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课题和艰巨任务。

首先，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进城之前，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坚持“两个务必”。这“两个务必”，一是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这是针对革命胜利后将会出现的居功自傲的情况；二是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针对革命胜利后将会出现的贪图享乐的情况。这个告诫是很有前瞻性的。不幸的是，这两种情况在进城后都发生了。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他说，执政党的地位，一使我们的同志很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二使我们的同志很容易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党的地位的变化，对坚持党的群众工作带来了很大冲击。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一直到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发展成为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在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发展成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的这一深刻变化，一方面使党能够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另一方面也使党的干部面临着权力和利益的双重诱惑和考验。进城后干部队伍中脱离群众的现象、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现象不断发展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队伍中侵犯群众利益和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的情况，使党与群众的关系出现了逆向发展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群众工作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削弱，推进的难度也不断加大。

其次，党的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此同时，党的内部结构也在党执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发生了深刻变化。自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以来，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一大批年轻的有知识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充实到党的肌体，使党进一步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是党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的重要标志。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和平年代，党的队伍不可能像战争年代那样经受那么多的血与火的考验，党怎样把自己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已经成为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事实上，在我们不断壮大党的队伍的过程中，在党员队伍包括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揪心的情况。一是个别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毛泽东所说的“糖衣炮弹” 的考验，革命意志衰退甚至走向了腐败的深渊；二是一些入党前表现很好、入党后放松自我要求的人，逐渐同党离心离德，甚至违法乱纪走向腐败；三是一些缺少长期党性锻炼、在关键时刻东摇西摆的人，进入了党的队伍并成为党的干部；四是一些没有实际能力而只会夸夸其谈、甚至擅长阿谀奉承的人，进入了党的队伍包括干部队伍；五是一些带着私利到党内来捞好处的人，进入了党的队伍甚至平步青云成为党的干部；六是这几年还出现了用金钱“买党票”、“买官” 等现象，给党的队伍包括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变化的“外因”，正是通过这样的“内因”，使党的群众工作越来越削弱，使一些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有的从“社会公仆” 变为“社会主人” （官僚），有的从“社会公仆” 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和家属、亲朋好友或情人的“私仆”，走向党和群众的对立面。

再次，群众对党的要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要求主要是希望党领导他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打倒欺压和剥削他们的地主资本家。这一党和人民群众共同的斗争目标，也是党能够做好群众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有利条件。在党成为执政党后，特别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与群众共同的斗争对象没有了（除了国际因素），这给党开展群众工作提出了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新问题。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掌握着公共权力，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地会把我们党作为利益需求倾诉的主要对象。这样，群众直接或间接地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样那样要求的情况凸显了出来。20世纪50年代，这一情况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毛泽东写《不要四面出击》、《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时的背景。现在，在改革开放年代，这一特点更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上的诉求，只能向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反映。至于在征地、拆迁等直接触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群众更会把矛盾追究到我们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头上。这些情况是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没有的（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我们在根据地局部执政的环境中也曾经有过，比如在延安时期发生的“雷劈”事件），是我们今天开展群众工作必须认真研究和正确对待的新情况。

总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告诫我们的，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因此，我们今天说要加强群众工作，不是一般地谈论加强或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做法就能够加强的。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从新的实际出发，努力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第一，要以转变作风为前提做好群众工作。过去，我们的干部骑着自行车下基层，戴着草帽进农户，朴素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的交流，群众能同干部讲真心话，群众工作富有成效。这几年，我们许多干部小车进小车出，从家门到机关门，从会场到宾馆，同基层群众接触少了；即使到基层也是前呼后拥一大堆人陪同，而且不会讲群众语言。与此同时，一些群众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干部经常上街下乡，直接听取群众意见，甚至直接到有意见想上访的群众那里谈心，人对人、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也没有官腔，效果很好。这些情况和经验告诉我们，切实转变作风，做到群众的门走得进，群众的话听得进，是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前提。

第二，要以信任为纽带做好群众工作。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许多群众对一些干部缺乏信任。这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一大障碍。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复杂。既有这些地方平时做表面文章，大话空话多、许诺多，实际上没有落实、没有做到，失信于民，也有这些地方个别干部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致使党委和政府公信力降低，还有社会舆论的负面导向影响，等等。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许多地方不仅党委和政府的话有权威性，而且群众遇到问题不信小道信正道，群众工作比较好做。因此，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不在于对群众提这样那样的要求，而在于我们的广大干部通过实实在在的做法取信于民，能够真正获得广大群众的信赖、理解和支持。

第三，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础做好群众工作。分析现阶段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群众的意见和不满大部分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一些做法和事情的。即使有一些“雷人”、“雷语”，也仅仅是一个矛盾的引爆点。因此，我们要做好群众工作，重点是要通过调查研究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努力满足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理要求，群众就会发自内心地拥护党和政府。

第四，要以制度为保障做好群众工作。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群众工作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而不是一项突击性的工作；是一项党委、政府、政协和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共同都要做的工作，而不只是党委或群众团体做的工作。因此，做好群众工作的可靠保障，是健全的制度。过去有的制度好的还要坚持和完善；已经不适合新情况的制度不取消就会成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影响群众工作的成效；更重要的是，要创造适应今天新情况的新制度。比如，有的地方长期坚持“民主恳谈会” 这样的协商民主形式，把群众工作制度化了。有的地方实行“党员志愿者”制度，及时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改善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诸如此类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以制度为保障做好群众工作才会取得实效。

第五，要把服务群众与教育群众结合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同时还要敢于讲话，对群众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和不合理的诉求进行教育引导，用真心把“服务群众” 与“教育群众” 联结起来，这样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群众。

总之，我们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观察、研究和总结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经验，并把它上升到理论上来，转化为工作制度，更好地指导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探索和创新。

（摘自：华文出版社 《群众路线大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