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巩固基础不松劲

　　图表由宋嵩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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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

“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既管当前，也管长远，是长期指导思想。”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齐齐哈尔市委书记韩冬炎代表

加大扶持食品工业

在粮食主产区发展食品工业，一方面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使地方政府享受税收收益，从而主动扶持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就地加工能大大降低物流成本，降低食品价格，加强从种植到收购、从加工到销售全程监控，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更好保证食品安全。

国家要从宏观调控角度对食品工业布局进行统筹，非粮食主产区不再审批新上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工业企业，优先支持主产区现有食品工业企业产业升级，优先在主产区建设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较强区域影响力的产业园区，逐步把黑龙江等粮食主产区打造成国家重要的食品工业基地。此外，加大财政扶持力度，采取贷款贴息、项目扶持和奖励补助等方式，优先扶持主产区食品工业企业发展。要对主产区农产品加工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金融信贷扶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先满足主产区食品工业企业信贷需求，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本报记者郑少忠 袁 泉）

内蒙古赤峰市市长包满达代表

巩固节水增粮成果

当前，巩固以往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成果显得尤其重要，解决不好就会造成资金的巨大浪费，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更形不成节水增粮的整体效益。

赤峰市目前每年发展玉米膜下滴灌100万亩左右，第二年巩固这一成果每亩需投入150元（用于更换覆膜、毛管等设施），其中群众自筹50元，地方财政配套100元。巩固成果的难点在于资金筹措困难，农民没有水危机意识，节水与否和农民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所以群众筹资积极性不高，同时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目前迫切需要有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使近年来国家投入巨资建设的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持续发挥作用，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出积极贡献。（本报记者贺 勇）

江西上饶市市长潘东军代表

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农业科技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强有力支撑，日益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力量。

农业科技水平该如何提高？首先，应健全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机制，引导鼓励社会资本和工商资本投入到农业科技的研发、使用和推广中，同时，制定财税等方面优惠政策，逐步提高科技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其次，要结合当地自然禀赋、实际生产需求，选择具有高产、高效、高附加值特性的农业技术，并打破行政管理体制界限，将农技、畜牧兽医、农机等整合成农业技术推广综合站，破解农业技术“无人推广、无心推广、无力推广”的难题。此外，面向种养大户、农机大户等，传授农业科技知识，打造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本土农民科技专家，让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本报记者魏本貌）

宁夏吴忠市市长白尚成代表

坐上标准化“动车”

农业发展，必须要用标准化生产来推动，这是从“拖拉机”到“动车”的一个飞跃。更深层次而言，应该以产业标准化来推动行业标准化，发达国家的农业之所以能掌握话语权，不仅仅因为严格执行了标准化生产，更因为掌握了制定产业标准的权利。

如今，国家正在大力推动农业标准化生产，宁夏的枸杞、长枣可以达到制定标准的程度，吴忠的滩羊也在选种、饲养等方面进行标准化管理。现在，滩羊的品质更高，滩羊肉的标准可以由我们说了算，其价值至少能上升25%，吴忠每年销售180余万只滩羊，一大批农户就能因此致富。下一步，国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农业标准体系，健全现代农业标准化服务与推广体系，并且努力完善农业标准化协调机制。（本报记者朱 磊）

江苏省农委主任吴沛良代表

病虫害要统防统治

近年来，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多发重发，在不防治情况下可造成农作物产量损失3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年均发生50亿亩次以上，因防治能力不足，每年造成粮食损失500亿斤左右。

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是有效手段，但目前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一直缺少有力的政策扶持措施，各地专业化统防统治还处于发展阶段，专业防治服务组织数量少、服务规模小、物质装备不足、抗风险能力弱，地方财政虽有投入，但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需求。建议财政部设立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扶持专项，加大资金补助投入力度，对开展统防统治的专业服务组织给予更多的药剂和作业成本补助，并率先在粮食主产区和病虫害重灾区加以实施，推动专业化统防统治快速发展，为国家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本报记者姚雪青）

江西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代表

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当前农业发展主要面临三大考验：一是农业生产已经进入高成本、高风险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青壮年劳动力紧缺阶段；二是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三是农村分工分业深化，农户分层分化加快，各类新型经济组织快速发展。

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关键是要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积极引导一般农户向采用先进适用科技和现代生产要素的方向转变，同时，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类型、多元化的农业合作社。只有提高农户生产经营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才能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形成农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之间相互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新型生产经营组织形式，进而迈向现代农业。（本报记者姜 洁）

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代表

做强农业龙头企业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大的农产品市场和农产品生产国，但我国农业企业规模比较小，黄豆、小麦、大米、玉米等农产品贸易，几乎都被大型跨国集团垄断控制，我们没有话语权，这跟我国是最大的农产品市场相矛盾，对国家不利。

如何让我国农业企业有国际话语权？一方面，我们要鼓励支持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在“面”上大力发展，提高农民的收益，提升农业发展整体水平。另一方面，建议国家支持鼓励一批农业产业的“国家队”，打造有世界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龙头企业，能够跟国际大企业竞争，避免国际粮食的话语权、定价权完全掌握在跨国大公司手里。（本报记者刘 毅 王明峰）

新型农民

“要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农业生产经营队伍，积极培育新型农民。”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湖北咸宁市市长丁小强代表

引导农户树立品牌观念

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强农业品牌建设是重要手段，对开拓市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生产经营市场化、获取高附加值都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中央惠农政策支持下，各地农产品品牌化建设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政府引导和扶持力度仍显不够，市场知名度不高、规模不大、实力不强等状况依然存在。

建议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开展知识技能培训，引导农户树立品牌质量观念、品牌经营理念；建立农产品品牌创新信息平台，鼓励科研组织和高端人才以技术入股形式参与品牌化经营，将分散的农户联合成利益共同体，共享品牌提升带来的效益；建成一批配套功能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通过举办推介会、展销会、网络展示等形式进行农产品推广，提升农产品品牌知名度。（本报记者欧阳洁 付 文）

贵州黔东南州州长廖飞代表

让农民同享保障房

我国解决城乡居民住房困难的政策犹如两条“平行线”，一条针对城镇居民，包括城镇廉租房、公租房；另一条针对农村居民，包括农村危房改造和生态移民工程。两条线的实施部门、资金渠道、适用对象不尽相同，缺乏配合与协调。建议统筹保障城乡住房，允许农民享受城镇保障房，加快农民市民化步伐。同时，适当扩大城镇廉租房面积，从50平方米增到60平方米，因为农村家庭普遍两个孩子。

黔东南州对此进行了尝试：农民不必转为城镇户口，凭居住证即可租、购城镇保障房；通过整合农村危房改造、扶贫生态移民等政府补贴资金，农民甚至不花钱就能得一套保障房；鼓励整村入驻同一个小区，保留农民之间原有的情感联系和文化生态；通过做大城镇保障房总量，兼顾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人口住房需求。（本报记者汪志球）

农行甘肃分行行长许锡龙代表

解决农民贷款难

当前，从中西部地区看，农民“贷款难、贷款贵”一直是个突出问题。

解决“贷款难”问题，建议由政府主导、财政出资成立担保公司，为农民贷款提供担保，帮助银行分担风险。各级财政从支农资金中拿出一部分钱来做这个事是可行的。

解决“贷款贵”问题，应更多地通过经营管理方式创新，有效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比如，在农业产业链比较成熟、生产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东部地区，金融机构可通过“银行+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户”等形式，实现农户贷款“批量作业”；在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可联合当地政府开展贷前入户调查、筛选推荐客户、管理和收回贷款。此外，建议在银行内部设立农户贷款普惠基金，由国家按照银行当年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征收基金，并补贴给发放农户贷款的金融机构。（本报记者银 燕）

黑龙江牡丹江市市长林宽海代表

发挥合作示范作用

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牡丹江作为全国对俄贸易第一大市和中俄地区友好合作示范城市，要抓住机遇，合作共赢，做好示范。

建议充分发挥牡丹江的平台、通道、基地和窗口的作用，立足沿边、服务全国，重点当做好通道建设、载体建设、贸易方式、人文交流和服务措施“五个示范”；抓紧谋划推进哈牡快速铁路建设、东乌国际铁路对接、引俄罗斯宽轨进穆棱、物流园区提档升级等重点项目，畅通对俄合作物流通道，推动境内外园区提档升级；加速建设东北亚旅游目的地和中转站，打造国际知名展会平台，实施内外贸融合发展，扩大进口落地和出口加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提升加工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品牌贸易比重，拓展交流合作领域，为中俄经贸合作注入持久动力。（本报记者袁 泉）

城乡一体

“要继续加大‘三农’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

湖北随州市市长傅振邦代表

土地流转规范运行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引导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部分农民不愿流转土地的现象。

农民不愿流转土地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失地农民缺乏生存保障。农民打工收入不确定，仍把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宁肯粗放经营，也不愿转移出让；二是农民就业空间小。目前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不足，导致农民转移就业不畅，不愿放弃土地；三是部分土地转出收益吸引力不大，致使流转意愿不强烈。

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健全多层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弱化土地的福利和社会保险功能，使农民医疗有保障，失业有保险，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确保土地流转规范有序进行。（本报记者杨明方）

山东潍坊市市长刘曙光代表

资源要素动起来

数据显示，我国综合农业现代化指数为38，排世界第六十五位，这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从国内看，农业现代化水平比整体现代化水平低约10%。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归根结底是要促进形成农业、农村和农民等各种资源因素的平等自由流动。潍坊是国内开展农业现代化实践比较早的地区之一，实践证明，必须大力推进农业综合配套改革，创新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已经为农业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当务之急是尽快完善各种配套机制和服务平台，培育和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业发展模式，要在政策的设计上充分考虑农民的利益，使其享受到农业现代化的好处，从而真正激发出各种资源要素的作用。（本报记者卞民德）

广西恭城县县长林武民代表

完善公益林补偿

一亩公益林，半斤猪肉钱。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益林和商品林经营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问题日益突显。当前，财政对权属集体和个人的公益林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10元。扣除每亩0.25元的公共管护费用，林农实际补偿仅为每年每亩9.75元，在菜场只够买半斤猪肉，补偿价格偏低，难以调动林农保护公益林的积极性。

广西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结束后，经营权放活，商品林地价值突显，经营公益林与商品林的收益差距越来越大，林农要求提高公益林补偿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

建议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将公益林的补偿标准提高到每亩每年30元，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每年递增10％以上；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和流域生态补偿的原则，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拓展山区林农经济来源渠道。（本报记者庞革平 谢振华）

广东东莞市市长袁宝成代表

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外来人口

实现外来务工人员“市民化”，首先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外来人口。

具体来讲，就是要让外来人口有归属感，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入户、子女教育、基本医疗保险、劳动权益保障等民生问题。教育方面，实行以积分制形式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社保方面，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两大体系，逐步让外来务工人员享受与户籍人口基本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卫生服务方面，建立覆盖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形成市、镇、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络。就业服务方面免费提供求职登记、职业服务、技术培训等。

东莞将继续深化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进一步完善外来务工人员融入东莞的制度设计，拓展积分制入学入户等公共服务模式，健全与积分制相协调的社保、教育、住房、医疗等配套政策，逐步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范畴。（本报记者李 刚）

湖南永州市市长魏旋君代表

中西部地区急需高层次人才

经济社会发展得越快越好，人才资源积累就越快，人才的集中集聚又使得这些地区持续保持发展的领先优势，进一步吸引相关产业和人才集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吸引人才的软硬环境不优，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现象比较突出。比如永州市，就存在着人才总量不大、结构不优、流失严重等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永州把人才引进提升到赶超崛起的战略地位，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提出5年引进2000名全日制研究生以上学历和高级职称人才。随后，进一步提出并组织实施“十百千万”人才兴永工程。目前是永州人才引进力度最大、政策最优、效果最好的时期。但仅靠地方的力量确实有限，希望从国家层面对地方引才工作予以经济和政策上的支持，缓解中西部地区人才荒。（本报记者杨 彦 侯琳良）

营口港务集团总裁高宝玉代表

严惩食品安全犯罪

近年来食品安全犯罪呈现出新特点：共同犯罪案件比例高，犯罪手段不断翻新，证据收集司法认证难度增大，犯罪危害严重。监管不够、处罚不重、惩治不力是重要方面。

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犯罪从严、从重处罚，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对以下行为严判重刑：明知其行为会造成食品安全后果仍实施犯罪的；共同犯罪的主犯、首犯；翻新作案手段的；研制、加工、生产假冒伪劣食品的；明知是假冒伪劣食品依然采购、销售的；因食品安全犯罪受过法律制裁，不思悔过的。

同时，严禁以罚代判和以判代罚，要视其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行政、刑事处罚，同时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对未造成食品安全后果的违法人员给予经济处罚。对因食品安全问题受过行政和刑事处罚的人员，不得继续从事相关的工作。（本报记者何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