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西安9月25日电题：全运观察：“业余选手”夺冠之后

——全运会小众项目中的社会力量

新华社记者

“业余选手”夺冠！在第十四届全运会的山地自行车赛场，贵州轮迹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的米久江战胜卫冕冠军吕先景夺得男子越野赛金牌，这让人们将目光投向这项小众运动的同时，也不禁开始畅想：社会力量办体育已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这一样本是否能够在其他项目上复制？在诸多从民间走向竞技舞台的新兴、小众项目上，社会力量是否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解剖“轮迹”样本

记者查阅本届全运会秩序册发现，除轮迹俱乐部外，还有Feng Racing、羚锐制药等车队，以及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

米久江的教练、轮迹俱乐部负责人陆正虎介绍：“自上届全运会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允许社会俱乐部和个人参加全运会山地自行车项目。”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山地自行车项目的优秀运动员有一大部分集中在各职业俱乐部。

“叫我们业余队其实不准确，可能应该叫职业俱乐部。”陆正虎说，“我们的训练、保障，都是参照专业队进行的，除了科研差一些。”他说，像俱乐部此次拿到季军的大学生陈科宇，冬训最多一天要骑行200公里，七八个小时不停。米久江则是从2016年开始便全身心投入训练比赛。

俱乐部车队能在训练专业性上有保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行车项目的市场化程度较高。

“自行车运动在我国普及度广，我们运动员的比赛机会比体制内的专业运动员还要多。疫情之前，商业赛事一周在全国各地能有五六场，队员还得挑着去。”陆正虎说，“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养活’高水平选手，因为俱乐部结余资金较少，运动员的收入还是依赖赛事奖金。”

此次全运会上，轮迹俱乐部被纳入贵州省代表团进行保障。这是因为俱乐部和贵州省体育局2018年就签订了联合组队协议。体育局保障俱乐部外出参赛、训练的食住行等基本经费和部分器材费用，俱乐部负责主抓训练。

这份协议规定，俱乐部培养的运动员可以选择留在俱乐部，也可以选择去专业队；已有五人做出了选择，他们仍在俱乐部训练。

不过，在身份上，俱乐部车手和省区市代表团运动员还是存在区别。

在我国，运动员每年都要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系统内完成注册工作，这关系到运动员的身份归属认定，关系到国家队运动员输送单位认定，也直接关系到俱乐部这样的社会力量能否独立组队参加全运会。根据《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运动员代表资格规定》，“院校、俱乐部的注册运动员可以通过双重注册的形式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行业体协参加十四运会”。而轮迹的车手们只在俱乐部名下进行了注册。对此，省体育局并没有表示异议。

“如果注册在省队名下，他们就参加不了商业赛事了，商业赛事一般要求是‘业余选手’，或者专业运动员退役满两年后才能参加。”陆正虎介绍。也是由于米、陈二人只在俱乐部名下注册过，出现在全运会上的便是“贵州轮迹自行车运动俱乐部”，而非“贵州队”。

“但我们也不同于本届全运会中其他俱乐部或者个人，我们还是属于贵州代表团。”陆正虎强调说。

俱乐部与全运会：能不能上谁说了算？

俱乐部队伍成功“打卡”全运会，更像是由山地自行车项目市场发育程度、体制内外队伍竞技水平、俱乐部与主管部门意愿和特定的运动员注册规则促成的一例个案，在其他一些新兴项目中似乎没有被复制。而影响俱乐部能否出现在全运会舞台上的，有以上几个变量，也有项目从业者、管理者对全运会性质界定的因素。

本届全运会秩序册上，除了山地自行车、铁人三项和棒球之外，其他竞赛项目运动员中未再见到直接代表俱乐部、高校，或以个人名义参赛的选手。事实上，攀岩、滑板等新兴项目中，不乏出身“草根”的运动员。

一名全运会组委会官员对记者透露，直接影响俱乐部名字能不能出现在全运会上的是注册制度。

“十四运会的规定是，如果运动员不能在俱乐部名下注册，那么他（她）就不能代表俱乐部参加全运会。”他说，能否注册的决定权在各省级体育主管部门。

“每个省（区市），或者火车头这样的行业体协，只有一个注册账号，由省（区市）体育局管理。省队的运动员就直接注册上去了，有一些队伍采取省队俱乐部合办的形式，如果体育局同意的话，是可以以俱乐部的形式注册的。”

根据这位不愿具名人士透露，各省（区市）决定是否同意俱乐部注册的考虑因素，包括俱乐部是否专业实力够强、是否能够通过市场养活自己，也包括与省里的合作关系是否密切。

“男足就有很多用本省职业俱乐部梯队参加全运会的例子，省里也自然会给这些俱乐部注册权，并且是双重注册，这是合作紧密，并且俱乐部专业实力和运营能力都相对成熟的例子。”

而一些新兴项目的俱乐部，有些仍停留在“爱好者俱乐部”的阶段，即爱好者来俱乐部里玩一玩；业内没有成体系的商业赛事支撑运动员维持生计和高质量的训练，“这样的俱乐部和行业生态，可能省级的体育管理部门是不信任它能持续培养高水平人才的”。

比如，攀岩界的多名人士都认同，虽然在中国最早从事和推广攀岩运动的是高校和社会力量，但目前中国攀岩的职业化程度仍不高。中国攀岩在速度项目上取得的成绩，也是在攀岩被确认入奥、项目被纳入举国体制保障体系、国家体育总局启动了跨界跨项并与各地共建国训队之后取得的。而在人才培养周期更长的难度、攀石等项目上，从俱乐部成长起来的潘愚非、张悦彤等国内名将，虽然能在全运会上摘金，但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力仍然不够。

小轮车项目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山东小轮车队主教练朱延介绍，2017年全运会时，该项目才允许社会俱乐部参赛。但由于国内的小轮车场地大多集中在专业队的训练中心，不像国外作为社区的公共设施存在，更少有市场化的赛事举办，因此项目普及率不高，少有社会俱乐部选手能达到全运会参赛标准。

记者询问了几家向省级队输送队员的攀岩俱乐部负责人，他们均表示，在自己的认知里，全运会就应该以省（区市）队为单位参加。一名俱乐部负责人还说：“有的项目，运动员以什么身份参赛区别不大。项目社会化程度高，各省队选材还是得从俱乐部里来，而且高水平的教练员有一大部分目前暂时都还在俱乐部，双方形成共建机制，最后覆盖的还是同一批运动员。”

而本届全运会滑板竞赛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也表示，随着滑板入奥并成为全运会正式竞赛项目，俱乐部选手在竞技舞台上可能会慢慢变成“陪跑”的角色，俱乐部入全运会意义不大。

“滑板的街头气质不会变，产业链条也可以很长，俱乐部是这个生态里非常重要的单位。但从竞技角度而言，全运会毕竟是全国竞技体育比拼的最高舞台。”他说。

传统体制与社会力量：人才培养如何联动

陆正虎依旧认为，假以时日，商业俱乐部和赛事体系，会成为中国山地自行车人才培养的主流渠道。但许多人认为这种观点未免太过乐观。

“中国的山地自行车在国际上确实没什么成绩，一直走产业化的路子还是可以的。但是想出成绩，专业队的建设必不可少。”一名全运会官员私下对记者说。

也有人持另外的看法。一位专业赛事从业者直言，全运会竞赛项目的未来走向也要从群众体育、体育产业、项目文化、后备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考虑。

据了解，2017年天津全运会，铁人三项向业余选手敞开大门。与轮迹俱乐部中被大众称为“业余”但实则在总局系统中注册过的运动员不同，当时参加铁三的是真正未注册过的运动员。组委会为参赛设置了一个成绩门槛，未注册的业余选手李鹏程便获得了参赛资格。但在本届全运会上，已经没有这类未注册选手的身影了。

这位从业者认为，赛事系统开放后，只要你成绩达到一定的门槛，非注册运动员也可以参加专业组比赛，应该不要再区分专业和业余。水平高的，去参加奥运会、亚运会这样的比赛；其他的参加分龄组的普通比赛，从组别上分就行了。

对于小众项目而言，如何打造自己的人才基础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绝大部分从业者都认为社会力量的参与非常重要。

“一个项目的发展肯定需要人口基数上去，俱乐部就是在做这种推广和普及，也是在构建市场化的生态，打好金字塔基。”青岛岩舞者攀岩运动俱乐部总经理、中国登山协会青少年委员会委员杨健说。

而承担了江苏队全运会攀岩U16组竞赛任务的刘常忠攀岩俱乐部创始人刘常忠认为，在青少年运动员培养阶段，俱乐部与专业队相比有更多优势。

“专业队选材看天赋，进队之后猛练，教练可能没有时间去照顾你的情绪。而市场化俱乐部是要照顾客户体验的，鼓励、激发孩子的兴趣，客户才留得住。这个过程里，可能也培养出了孩子的兴趣，以及家长的信任。”他说，热爱与否，可能就会影响到青少年运动员未来是否选择继续走上竞技之路，以及在遇到瓶颈时能否坚持、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

在开放办体育、吸引社会力量办体育、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等改革思路的推动下，体制内与社会化力量联合建设竞技队伍正在形成潮流。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秘书长陈笑然认为，这是中国不同于外国纯市场化路径的一条路。目前，铁三协会正与省级、市级共建铁人三项俱乐部，由政府部门为俱乐部背书，也在高校中开设铁三运动学院等。而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共建的11支国训队中，就有依托重庆壁虎王攀岩俱乐部组成的重庆队、以广州市国王攀岩俱乐部为班底组成的广东队等。

此外，中攀联赛开展三年来，也已有七支社会俱乐部队登上舞台。而像“轮迹”这样的省区级、地市级的共建项目也在各地开展起来。

不过，合作之中尚有诸多操作细节需要理顺。某俱乐部工作人员直言：“说实话，很难！很多细节需要双方再磨合。比如，我们理解体制内钱管得严，但这些新项目一般都费器材，报销装备费不行、场地费不行，很多款项我们都提前垫付了。”另外，反兴奋剂工作大多数俱乐部也没有能力承担，“运动员可以训练在俱乐部，但餐饮不能也在俱乐部，应该按照保障体制内运动员的方式采购食材、定制食谱。”

陆正虎的轮迹俱乐部通过赞助解决了经费问题：“一辆自行车十几万，体育局的账确实很难解决。体育局解决我们出去比赛的食住行，还有训练的一些基本费用。”

此外，处于起步阶段的小众、冷门项目中，俱乐部的发展目标和省级体育局的短期竞技目标间便可能产生分歧，另一名俱乐部负责人说：“长期来看，我们想沉下心来培育市场，做基础青少年培训。”他说，如果成为顶着市队、省队名头一个比赛接一个比赛打的“外包服务提供商”，“那就干不了了，项目的未来不是这么搞的”，“突然之间拿到成绩”是不现实的。

再者，如何打通社会力量培养的运动员通往竞技体育金字塔尖的通道？

刘常忠和杨健都承认，自己的俱乐部里有一些好苗子，在升学和当专业攀岩运动员之间选择了前者，或者最起码选择了依靠攀岩特招升入高校。

“这就不仅仅是俱乐部面临的问题了，青少年运动员不管是在体校、学校还是社会机构里培养，最后都要面临这个‘体教结合’的终极问题。”刘常忠说，“如果只是给孩子培养一个爱好，为这个市场增加一个参与者，那爱好者模式的俱乐部没有问题。举国体制肯定还是出成绩最快的，但如果真想靠俱乐部模式达到金字塔尖，也就是培养出来能打奥运会的选手，那俱乐部的运作模式肯定要改，保障、科技、职业化，方方面面都要再改革。”（记者树文、王沁鸥、张泽伟、李浩、王浩宇、雷肖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