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的世界需要“辩论赛”吗?

来源:北京青年报 | 作者:吴明妍 | 时间:2021-02-27

成年人的世界已经够累了,为什么要去看辩论赛?

虽然不少人认识《奇葩说》是因为辩手们频上热搜的趣梗金句,但在综艺泛滥、综艺快餐化的这几年,《奇葩说》能靠“思考”收获一批忠粉,并且在七年时间里不断更新,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儿。

来看看这一季的辩题:频繁被“渣”,是不是我的问题?我是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家长群都在吹捧老师,我要不要跟风?身边的同龄人都过得比我好,我该不该玩儿命追?……这些辩题都很眼熟,似乎就是我们曾经在微博知乎上被推送或者主动搜索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很日常,但讨论起来却又经常被“扎心”。新一期节目辩题是“20岁有个一夜成名的机会该不该要?”,这一次不仅带来了观点,还用节目自身做了一个示范。

2014年,打着“严肃辩论”招牌的语言类综艺《奇葩说》横空出世,和节目一起出现在大众面前的还有刚刚大学毕业的姜思达。早在男团女团爆火之前,这个20岁的年轻人就已经尝到了一夜成名的甜头。姜思达作为过来人站在《奇葩说7》的舞台上,分享自己学习与名声相处的经验。他说:“当成名的机会真的照在你身上时,你不要轻易觉得自己不配。一夜成名能让我们站在别处,再观察一次这个世界。”通过他的这番阐述,相信观众也能感受到姜思达成名之后看待世界的微小不同。当姜思达站在镜头前细说自己因为这档节目“一夜爆红”之后的变化时,大众也才发现,捧红他们的《奇葩说》和他们一样,经历了一夜爆红后的反思,开始了自我沉积的成长,而现在正在展现的就是一个阶段性成长下的《奇葩说7》。

这一季的《奇葩说》开始更新以来,关于节目的评价显得有些两极分化和争议不断,在播出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新选手新导师新风格都成了争议的焦点。不少人质疑评论质疑节目变了味,选手在节目中吐槽辩题都是些“烂事儿”。但如今节目播出大半,说着“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新导师刘擎成了新一任“国民男神”,被不少人称作“人生导师”。不被看好的新奇葩里,也出现了备受好评的陈小雨、TK、子寅还有热搜常客小鹿。从“灯牌里的妈妈”,到可可爱爱的“胡叠效应”,这个戏称自己是易烊千玺姐姐的脱口秀演员,一次次用出色的表现成为网友热议焦点。而曾经被吐槽过于琐碎无趣的辩题,在一次又一次的观点碰撞里也显现出了它们的独特之处。从这个角度来看,《奇葩说7》确实成功了。

虽然以“思辨”为节目最显著的特征,主打“辩论”,但《奇葩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辩论节目,不同于国际大专赛等一本正经的辩论风格,《奇葩说》更接地气,生活化的公号辩题和带着烟火气的观点,让观众容易产生代入感。辩题“频繁被渣,是不是我的问题?”似乎有些冒犯,但傅首尔却认真分析“吸渣体质”,她哽咽着说:“付出真心没有错,真心对一个人好没有错,你不爱我了,但我还爱你啊,这也没有错。我们今天过不去的,无非是频繁两个字,总是遇到错的人,为什么我每次都当真,这又如何呢?爱情不就是,我敢喜欢又敢离开吗?”相信镜头内外都有人因为这段话落泪,弹幕里的观众,有的在和过去告别、有的人终于和自己和解。正如马东说:“永远有人因为爱情困惑,能够为情感有波折的人提供一点熟悉的瞬间,就是这类辩题最大的意义。”

何况节目提供的视角不仅仅是爱情呢?在第七季中,更多具象化、生活化的辩题涌现出来,关于独立女性的争论以及讨论“我的追星妈妈”,都让我们轻易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样代入感极强的辩论赛,更唤起了社会大众对很多曾经不在意的“小事”的关注。陈铭为“背奶妈妈”发声,让人们关注到从未注意过的公共场所母婴室;冉高鸣袒露自己的伤痕,说出父亲缺位的遗憾童年,这段表现为他赢得了现场的投票,也收获了上海妇联关于育儿问题的发声。这些看似琐碎的辩题,在生活化的立场下,结合了辩手们多元又切实的观点,将思考和实惠反馈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七年来,尽管表达方式一直在变,但节目聚焦社会现象、讨论社会问题的思想内核却从来没变过,如果说几年前那个讨论各种前卫话题的《奇葩说》是破除刻板、歧视的先驱者,那么如今这个指出独立女性的“陷阱”、为女性发声“松绑”的《奇葩说》便是站在每个时代参与者身边的益友。

一档综艺节目能洞见社会问题,看见社会变化,观察到我们当代生活中的“社会病”,才能与观众共鸣共振。就像蔡康永说的,这档节目一直在冲撞社会僵硬的边界,它不会随意评判任何一种声音的错对,会直指辩题背后的社会陷阱。《奇葩说》很少直接讨论善恶人性,但是却可以提供“过来人可以为年轻人准备好一切,年轻人只要准备好自己的直觉”这样的诚恳建议。所以你能在“灯牌里的妈妈”中看到女性应该为自己而活的观点,更能在“已回未支付”里认真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有了都市人的焦虑。笑过之后,还能留有思考的空间,不讲道理,恰恰成了最好的道理。

在这个碎片化的媒体时代,不被容纳在“三分钟”之内的深度报道已经开始渐渐式微,而《奇葩说》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媒体深度报道在社会问题上的缺位,用“辩论”模式打开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讨论,用“爆笑金句”带来社会微小改变的可能。(吴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