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题：苍穹立伟业 山河寄长思——专访钱学森之子钱永刚

新华社记者黄一宸、张斌、刘艺

10月8日，这个日期永远牵系着钱学森与中国航天。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冲破层层阻碍，带着家人回到祖国；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组建，院长由钱学森担任，新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此发轫。

又是一年10月8日。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之际，遥望苍穹，“北斗”列阵，“鹊桥”通信，“天问”探火，“嫦娥”奔月，中国人早已有了自己的火箭、卫星、飞船和空间站。

而钱老留给后人的远不止于此。新华社记者近日专访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走近他眼中的父亲，走近“属于国家、属于社会、属于人民的钱学森”。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里，陈列着一个旧公文包。包用得已经磨损，开了边的地方用白线缝补起来。

这个公文包对幼时的钱永刚来说是极其神秘的。包里装着什么，不能问，也不能动。

“在我印象中，我和他交谈的内容，应该说也不少，但是唯独工作上的东西，他不仅是对我不说，对我妈妈也不说。”钱永刚说，“只知道他做国家需要的事。”

面对“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的发问，回国仅一个多月的钱学森反问：“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他毅然投身国防科技工程建设。

每到晚上，父亲的书房都亮着灯，门有时虚掩着，但钱永刚从不随意进去。很多关于父亲的资料，是他后来经由多方搜集到的。

采访中，钱永刚称呼父亲为钱学森。“当时我们国家国力有限，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航天人，真正地把国家的钱使用到刀刃上。”他举例，“到1986年，航天事业创建30年里花费的国家经费，是美国研制同级别航天器所用研制经费的五分之一，但一一研制出了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导弹等国之重器。”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钱学森借鉴了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大兵团作战的组织管理经验，带头建立起了一套科学的、能有效动用各种资源开展攻关的组织管理体制，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科研队伍。”钱永刚说，“他在培养科研队伍、组织型号研制以及科研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钱学森本人却把贡献看得很淡。他在世时曾多次表明，称自己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只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

钱学森归国所念，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

直到今天，父亲透过“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舷窗寻觅祖国海岸踪影的样子，仍在钱永刚心中。

“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航天的贡献”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老是冒不出有独特创新成果的杰出人才？”钱永刚说：“钱学森用的‘冒’字，实际上更像是农作物的生长，教育是提供一个外部环境，就像给土壤施肥增加养分，养分充足了，庄稼会自己从地里长出来。”

“钱学森之问”，饱含着这位战略科学家晚年对人才教育的思虑，也引起过众多教育从业者的反思。

不仅仅是教育学，钱学森一生涉足的学科领域达20多个，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都有研究成果，彼此融会贯通。对于自己回国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钱学森曾表示其“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航天的贡献”。

“他从我国航天工程实践中提炼出的系统工程理论和后来发展出来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等，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等都有着更加长远的重要意义。”钱永刚表示。

从钱学森关心的、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中，今人得以窥见一位爱国学者深广的心灵。

钱永刚近年多次去往内蒙古。“钱学森的知识密集型大农业理论，在内蒙古的实践走到了全国前列。”

针对我国耕地沙漠化问题，钱学森提出建立中国式的高度知识密集、技术密集、高效能的大农业体系。“经过科技改造，内蒙古的沙地里，种出了上万亩的玉米。”钱永刚说。

无论通才教育模式、系统工程理论还是知识密集型大农业理论，钱学森始终关心的是民族的振兴，始终追求的是科学的真理。这位诞生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科学巨擘，将毕生献给了祖国的现代化事业。

今年，是钱学森诞辰115周年。他曾站立过的“两弹结合”试验阵地，“目送”载人飞船飞向太空；他曾关心的林草沙地，亦在这个金秋迎来新的收成。

“一个人要立世，必须有爱”

国庆黄金周，罗湖口岸作为香港和内地交通往来枢纽，人潮涌动。

当年经由罗湖口岸回国时，钱永刚只有7岁。“去年我和儿子重走罗湖口岸铁路桥，我说70年前你爷爷牵着我的手，今天我牵着你的手，我们再走。”

一路走来，钱永刚受益于优良的家风，并潜移默化地将其传扬下去。

《钱氏家训》有言：“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钱学森身体力行。

“钱学森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一脉相承，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钱永刚认为，“一个人要立世，必须有爱，这种爱是对国家的爱、对民族的爱，有了这种爱，再多的奉献都没有怨言，再大的困难面前也不会畏缩。”

“父亲对我的教育，更多的是身教，而不是言传。”在他的记忆里，书柜是家里最多的家具，书、杂志和剪报摆放得整齐；每晚阅读时间雷打不动。

热爱读书，是钱学森对钱永刚最大的影响之一。此外，便是对名和利的淡泊。

“父亲姓钱，母亲姓蒋，但他们不爱钱，也不爱奖。”获得的科研奖金，钱学森总是悉数捐出；课外教授学生声乐，蒋英一分钱也不收。

退休后，钱永刚将绝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和父亲有关的事情中，编辑出版钱学森著作、宣讲科学家精神等。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藏钱学森文献、手稿、照片、珍贵实物等6万余件，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

“我希望，年轻人能从钱学森那里学到更多的优秀品质，为我们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钱永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