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推进,各种资源要素汇集乡村,化作推动乡村发展的强劲动力。其中,政府投入尤为巨大。但笔者调研发现,一些项目工程中,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资源进村遭遇“最后一公里困境”,亟待破解。 真能做到“各家自扫门前雪”,那就是治理高水平 华北某大城市远郊的一个村,是一个有500年历史的古村,人口不到500人,100多户人家。这几年,随着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政府为该村配置了7个保洁员打扫卫生,但村庄环境一塌糊涂,见不得人。 区领导到村里调研,问村干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村支书说是因为村里缺钱、基础条件也不好,所以村庄环境治理没法搞。区领导追问,那要怎样才能搞好呢?村支书毫不含糊,开口就要50万的财政支持。区领导想看看村里到底怎么个弄法,就爽快地答应了。 其实,区领导心里明白,根子是村里自从有了保洁员以后,村民就不在意公共卫生了;保洁员看到这种情况,也就不负责任。村干部也形成了依赖思想,还是想增加投入来解决问题。 村支书在获得区领导的许诺后,开展了浩浩荡荡的村庄环境整治活动。先是请了几辆挖土机,再是趁着搞党建活动的机会,把区、乡两级的机关干部组织到村里来,还召集全村的党员一起,共100多号人在村里扫大街。区长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混”在群众里听群众的反映,观察到了不少真实情况。让他惊奇的是,群众站在旁边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热闹,像逛动物园一样,时不时指指点点哪个领导干得如何。 这位区长在跟笔者聊起这件事时,感叹了一句:曾几何时,“各家自扫门前雪”是一个讽刺;而今,基层治理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真是高水平! 笔者这些年跑了不少地方,类似现象实在是普遍。比如,很多农田水利项目,花了几百上千万修的渠道,因为农民用水合作不起来,多年就没用过一次,最后还是废了;村里修路,到了农民家门口,各种阻挠要赔偿的,也实在是多。 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越低 这些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且国家还在加快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融合发展。然而,几乎所有地方都面临着“最后一公里困境”:国家投入是不少,效率却极低;更有甚者,政府投入越大,基层治理效能反而越低。问题出在哪里? 直接原因是政府投入体系有问题。当前,几乎所有政府投资都是以“项目”的形式进行。从资金管理的角度上说,因为项目制有一套完整程序,可以“控制”项目资金的流向,避免资金撒漏。 但笔者调研发现,不少县都形成了一个依附于政府项目的垄断市场。在这些县里,无论如何市场化运作,最后的结果通常是形成一个稳定的分利秩序——比如,水利项目总是一个老板承包,交通项目又是另一个老板承包。这些承包商,要分给有资质的建筑公司和负责实施的乡村干部一定的利益,如管理费、承包费等,不一而足,提高了项目实施的成本。 笔者和村干部多番计算发现,和村庄自主实施相比,按照政府规定的项目制的方式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成本至少要提高20%,但质量比村庄自主实施的还要差!原因很简单,只要是村庄自主实施的,村干部都要想尽办法节约成本,村干部和村民都时刻在监督工程质量。 地处宁波市郊的集士港镇山下庄村,有较为雄厚的集体经济基础。2018年,该村主动开展村庄环境治理,请求镇党委政府允许其自主实施,保证资金不出任何问题。镇党委政府为此召开专题会议,形成了会议纪要,允许其自主实施。 集士港镇党委政府专门建立了零散工程的监管办法,每一笔资金去向都有案可查;村庄环境整治的每一个项目,都经过“四议两公开”的程序,充分论证、充分公开;所有工程,都由6个项目实施点的“点长”(村民小组长)组成的理事会具体实施;所有项目都是群众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当然,还有财务透明。 项目实施下来,村集体至少节约25%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干群之间通力合作干事业,无形中提高了村级治理能力,群众满意、干部也有成就感。山下庄村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碰到一两户“钉子户”,但不用村干部出面,群众在“点长”和村民代表的带领下,对“钉子户”进行教育,自己就解决了问题。 提高治理能力,少点包办思维 “最后一公里困境”看似复杂,其实也简单。当务之急是,国家投入要少点“包办”思维,把重点转移到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来。 一是基层治理是有价值观的,要避免“施舍式治理”。基层治理并不是单纯的行政工作,更不是简单的一个一个“项目”实施组合而成的总体。国家投资不是“赋予”,更不是“福利分配”,而是为农村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美好生活的实现,还是要靠群众自己的努力。因此,基层治理尤其要避免“老好人主义”,否则,就是助长“等靠要”心理,基层治理会变得不可持续。 二是基层治理要讲究方法论。基层治理是一个需要讲究主体性,充分发挥主动性的过程。基层干部不应被设置成机械的政策执行者,而应该是富有创造性的治理者。过去多年的政策惯性是不信任基层干部,很多政策都在想方设法绕开基层干部,比如,各种涉农补贴,“直达”了农户,却同时疏远了基层干群关系;项目制基本上可以实现封闭运转,却也变得和基层干部群众没关系。这容易导致“群众无感、干部不满”。基层治理中比较合适的是,所有的政策落实和国家资源投入,都应归结到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来。只要干群关系密切了,群众被有效动员起来了,基层治理的智慧和方法就会被无限创造出来。 三是保持基层治理体制的稳定性。“乡政村治”模式是经过长期历史实践形成的治理体制,有其深厚的经验基础。这意味着,基层治理的关键还是要发挥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要让群众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一个旁观者。非常遗憾的是,当前基层治理创新盛行技术治理潮流,以为用一些现代的治理技术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或者轻易改变基本的治理单元,也以为这是一种创新。殊不知,基层治理的核心不是事务工作,而是群众工作。但凡是不利于密切干群关系的制度,都需要警惕;而凡是有利于动员群众参与的机制,都要积极支持。 来源:《半月谈》2019年第11期,原标题《投入不少,见效不多!资源进村遭遇“最后一公里困境”》 作者:吕德文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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