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本欲讨薪两千五 却获赔偿三万八：“相信法律就行”

“公司欠我们一人1000多元工资，本来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维权，想着能要回这点工资就行，没想到最后要回了超过15倍的欠薪和赔偿金。”4月19日，长春的农民工于某和吕某，分别从长春某科技公司拿到欠薪、赔偿金2.5万元和1.3万元，这份“惊喜大礼包”让两人不住感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原来这么好使！”

在工作中发生欠薪或工伤申请难等问题，一些劳动者因嫌麻烦，或心存畏惧，可能会用忍气吞声或闹访等偏激方式解决问题。律师提醒：劳动者应用法律来合理维权，这也是最能全面且有效实现诉求的途径。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实现15倍超“期待”

今年59岁的于某和57岁的吕某，分别于2017年3月25日和2018年5月1日入职长春某科技公司，担任门卫。工作期间，公司一直未与两人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今年3月20日，公司以两人年龄太大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且尚欠于某1200元、吕某1320元工资没有付清。

讨薪无果后，4月10日，于某和吕某来到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求援。

在与法援律师讲述情况时，于某和吕某难掩激愤情绪，为2000多元欠薪已经折腾20来天的两人，火气越来越大。

“两个农民工的想法都很简单，就是想要回欠薪。但是根据他们说的详细情况，我发现这不仅仅涉及欠薪。”法援中心律师张怀明说，“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企业的这些做法还应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一些劳动者不懂法，经常不能清楚认识到自己应该享受的合法权益。”

在张怀明的帮助下，两名农民工向长春市高新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等待开庭期间，经积极沟通，企业和两名农民工都同意进行调解。接下来的调解过程也很顺利。企业说此前是不懂法，同意在4月19日一次性为于某支付欠薪和赔偿金2.5万元，为吕某支付欠薪和赔偿金1.3万元。

拿到执行款后，于某和吕某倍感畅快和惊喜。“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不用着急上火，相信法律就行。”于某感慨地说。

本想10万元“私了”，最后能拿回26万元

“类似案例太多了。”张怀明说，“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民工群体和困难职工群体，因为不懂法，他们本身的诉求大多数时候都过于简单，并没有涉及其他应有的合法权益。”张怀明说。

来自长春榆树的90后农民工小王，是某理财投资公司的一名销售员。去年7月，公司以经营不善为由，暂缓发放工资。5个月后，小王被欠工资已达10640元。每次找老板说工资的事，老板都会百般推脱，后来甚至人去楼空，难觅踪影。

无奈之下，小王找到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咨询解决方法。当时，她的生活已经陷入困境，情绪很激动。她告诉张怀明，自己觉得打官司会很难，想通过网络曝光方式，逼迫老板出面给工资。

“不建议你用这种方法，因为可能导致违法侵权问题，效果也未必好。我们可以帮助你向法院起诉。”张怀明对小王说。

随后，小王向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本只要求讨回1万余元的欠薪，但最后加上企业应支付欠薪、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法院判企业支付给小王的费用共计3万余元。

“我们就想要10万元补偿，让我丈夫能有钱治病、康复，我们就可以‘私了’，但企业一直不同意。”从事外墙保温工作的农民工张某发生工伤后，被所就职的建筑公司置之不理，其妻陈某找到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张某应得的赔偿远超10万元这个数目。

接下来的4年间，张怀明帮助张某分别就确定劳动关系、工伤认定、确定赔偿数额等打了数场官司。去年4月，法院判决公司须支付张某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共计约26万元。次月，张某与公司达成执行和解，从公司拿到了20万元赔偿金，是张某最初诉求的两倍。

劳动者维权想法“简单”，法律说其实“可以更好”

“在我们处理的维权案件中，尤其是欠薪案，有很多最终援助结果都是超‘期待’为当事人实现维权。”张怀明说。

张怀明分析说，一些劳动者在维权时，往往只基于浅表事实，就事论事，不会根据法律进行延伸，这就往往造成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不够全面。“比如，简单的‘欠债还钱’，依据相关法律，其背后很可能还涉及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不支付加班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等问题，而从这些事由中，维权者都可以对就职企业依法索赔。”

“农民工和困难职工群体普遍对法律维权心存畏难情绪，不是把打官司想象得太难，就是把维权想象得过于简单，也不懂搜集证据。如果没有专业的律师指导，维权很容易处处碰壁。”张怀明说。

张怀明还提醒，从另一方面来讲，企业也需要懂法守法，不能心存侥幸，想着“赖”掉本应支付的钱。不然，一旦走入法律程序，最后判决结果可能让企业得不偿失。

“‘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人人懂法，人人愿意运用法律手段合理维权，才会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张怀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