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推行“专科门诊”化解矛盾纠纷

短短3天，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便成功化解一起棘手的医疗纠纷。

2018年5月，一名患者在江岸区一家医院就医过程中死亡，家属到医院“讨说法”。江岸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第一时间介入调解，从医疗专业角度为家属分析、疏导，化解了这起医疗纠纷。

在覆盖湖北17个市州的224个医调委(室)，这样的化解速度很普遍。

“面对社会矛盾发展新形势，我们不断优化人民调解机构设置，创新人民调解形式，拓展行业性专业性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覆盖面，从源头预防纠纷产生，化解了大量棘手矛盾。”湖北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谭先振近日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专家“坐诊”覆盖重点难点领域

武汉市洪山区梨园街村民陈女士是外来户，建房时并未办理有关手续。拿不出证明，拆迁公司自然“不买账”。补偿尚未谈妥，房子却被“强拆”了。

无奈之下，陈女士来到洪山区信访局上访。洪山区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张超接待了她。

了解事情原委后，张超建议陈女士找一些建房时留下的购买建材单据、找帮助建房的邻居出来作证，这些可以作为证据。

陈女士听后觉得很在理。

去年挂牌成立的洪山区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武汉首个信访事项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置有人民调解室。洪山区信访局接访中心负责人陈宇欣说，这让矛盾纠纷解决有了更多出口。

“这就像治病，我们这里不能治，但能指引当事人去可以治病的地方。”陈宇欣说，当事人不会管是不是信访受理范围，只在乎能不能解决问题。

顺应人民调解逐渐从传统婚姻家庭、邻里关系等民间纠纷、个体诉求向医疗纠纷、征地拆迁等社会矛盾、群体性诉求扩展的形势变化，去年以来，湖北省司法厅分别与妇联、知识产权局、工商联等部门，成立家事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商事纠纷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

目前，湖北共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975个，基本涵盖了社会矛盾的热点、难点领域。

湖北省司法厅基层处副处长吕方军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术业有专攻，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就好比医院的“专科门诊”，对症下药，针对性更强。

联合“会诊”集中力量破解难题

一次常规的除草却引发了村民集体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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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起因“蝴蝶效应”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联合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汪红波记忆犹新。

2017年5月，武汉铁路荆门桥工段使用农药对铁路旁杂草进行清除。由于剂量控制不当和天气原因，少量残留农药流入附近水域，致使长兴村23户农民种植的秧苗大量死亡。

东宝区牌楼镇公共法律服务站接访后，迅速将此情况反馈到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经东宝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指派，汪红波与调解员刘翼龙、何雄英组成专项调解小组，赶往现场实地调查。

调解员多方走访，查清事实，找准焦点，经讨论研究确定了调解方案：双方共同协商，按绝收、严重减产和轻微减产3个等级确定赔偿标准，并核定具体面积。

目前，荆门在11个领域建立了37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

“但县区级以下分行业成立专业调委会并不现实。”汪红波说，一是调解资源有限，二是单个靶向调解方式与跨区域、跨行业、复杂的矛盾纠纷化解并不匹配。

为此，东宝区集中优势“医疗”资源，将专家“坐诊”变为联合“会诊”。

2017年8月，依托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东宝区在湖北省率先成立联合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一年多来，东宝区联调委共受理案件389件，调解成功371件。

“要让群众‘进得来、出得去’,就要将人民调解工作导入法治化轨道，增加人民调解权威性，提高人民调解执行率。”荆门市司法局局长胡孝光说。

一年调处15起征地补偿纠纷，这对仅4万多人口的鄂南小镇咸宁市崇阳县白霓镇来说，绝非寻常。

崇阳县司法局通过“崇阳县矛盾纠纷调处平台”信息化系统进行分析研判，发现导致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征地农民担心物价上涨，不满意单一货币补偿。崇阳县司法局据此形成舆情报告和法律建议，有关方面及时调整了征地补偿政策。

崇阳着力探索“互联网+人民调解”新模式，将人民调解信息化融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崇阳县矛盾纠纷调处平台”分为司法所、行业性专业调委会，县综治办维稳办、县司法局以及县委、县政府3个层级。司法所、行业性专业调委会层级，负责所属地域、行业矛盾纠纷案件的录入及指导调处；在县委、县政府层级，通过手机端和电脑登录系统，可随时、全面掌握县域矛盾纠纷调处情况。

平台运行3年来，崇阳及时受理并化解6041件矛盾纠纷，成功率达98.5%。

“我们坚持抓早抓小，及时、依法、就地开展矛盾纠纷调解，最大限度把矛盾吸附在当地、化解在萌芽状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实现矛盾不上交，努力打造新时代湖北人民调解工作升级版。”谭先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