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的名义——献给首个“中国医师节”

一心为民、无私奉献，仁医大爱谱写中国医者动人华章

有人说，中国的医生比外国同行要累得多。的确，穿上白大褂、手术服，这些平凡的“英雄”便化身不知疲倦的超人，不负使命，救死扶伤。

“您把钱用在给孩子看病上吧！”为了阻止患儿家长往白大褂的兜里塞红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主任医师贾立群竟把兜口缝了起来。

贾立群想，省下了推来挡去的时间，他就能再多接诊几个患儿。北京儿童医院平均每天的门急诊量达９５００多人次，有１／１０的患儿需要做Ｂ超检查。贾立群医术精湛，外科大夫每当碰到疑难病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让贾立群给看一下”。

由于儿科超声医生十分短缺，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５年间，贾立群主动承担了医院超声科的夜间急诊工作，并承诺“随叫随到”。为了少让孩子因为Ｂ超检查挨饿，他省掉了自己的午饭，争分夺秒给孩子做检查。

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夜里被叫起来１９次，连续工作３６小时……从医４０年来，贾立群共接诊３０多万名患儿，确诊７万多例疑难病例，挽救２０００多个急重症患儿的生命。

“只要你们能等，不管多晚我都给你们做。”这是贾立群常对患儿家长说的一句话。

心系患者，甘于奉献。平凡的“英雄”，像一束光，用自己不变的初心和不灭的梦想，温暖着这个世界。

面对卫校毕业后留在省城改变命运的机会，山西临汾穷山沟里长大的“８０后”贺星龙，并不是没有辗转反侧过。

村里没有医生，距离乡镇卫生院和县城医院路途遥远，出行不便，老百姓经常“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夺去性命”。

贺星龙睡不着。因没钱没条件治病而离世的爷爷，乡亲们你家３０、他家２０为他凑成的３０００多元学费，和自己曾暗暗立下的返乡服务乡亲们的誓言，一遍遍在脑海里闪现。

最终，他婉言谢绝了校领导的挽留，回到乡亲们身边，开启了艰难曲折的村医生涯。

山路崎岖、天气恶劣，但再远再苦，贺星龙都要赶到病人的家中。为了再快一点、给更多村民看上病，他咬咬牙，贷款买了摩托车。

擦伤、摔伤成了贺星龙的家常便饭。骨折了，他自己打上石膏粉，没躺几天，又一瘸一拐地去出诊。

有一次摔得差点没命，扶着浑身是血的贺星龙，一位大婶心疼地掉泪：“你这个娃，究竟有多急的病人呀，连自己命都不要啦！”

贺星龙却说，骑上摩托车是他心情最好的时候，因为所有烦恼都被放下，此时他的心里只有病人。

１８年，他骑坏了７辆摩托车，用烂了１２个行医包，跑遍了黄河边上的２８个村，行程４０多万公里……

１８年，他出诊１６万多人次，医治患者４６００多人，免收出诊费３５万元，为五保户患者免费贴药４万多元，赊账、死账还有５万多元……

贺星龙不后悔：“钱是没挣下，但４０００多乡亲不再为生病发愁了，值！”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贾立群、贺星龙们默默践行着医者誓言，守护着人们的健康与生命。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甚至终生无悔？

“做医生是一种信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周福德说，医生面对的是生命，生命无价，所以德是最好的衡量。

心向往之，无问西东。敬佑生命、心怀大爱的信仰像阳光一样，照亮了医者的前路，也让他们接诊过的每一位患者如沐春风。

这种信仰从哪里来？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用较少的投入取得了较高的健康绩效。如今，全国医疗机构每年总诊疗人次已超８０亿、多个学科疾病诊疗难度系数不断增加、医患关系愈加复杂……面对新时期的挑战，卫生健康工作者正在探索发展中大国的健康建设之路。

如何让１３亿多人民看上病、看好病、看得起病，考验着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的智慧和信念。

“橘井泉香，种德收福。”这是一个患者对周福德的由衷赞誉。

为了让很多慕名远道而来的患者看上病，周福德除了每周出三次门诊，还采取周末加诊、每次加号的方式尽最大努力满足患者的看病要求。

“来的时候有欢迎声，问的时候有回答声，走的时候有送别声。”周福德提出“三声”理念，并把它作为自己门诊的基本遵循。“这是医生对患者的尊重。”

从医病救人到同舟共济，中国医者用生命之托搭建的信任之桥，祛除疾痛、带来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