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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部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 震撼性启蒙影响至今

2018-07-24 08:19:11 牛春梅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段马水   我来说两句

鼓楼附近,胡同深处,82岁的著名导演林兆华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跟妻子何炳珠一起,去附近的什刹海遛遛弯儿,在家看看书,家里的电视总开着,但是只有影儿没有声儿。与他厮守了大半辈子的舞台离他越来越远,进剧场看戏成了颇为难得的事儿。

对于36年前,因为他的一部戏而引发的那场戏剧变革,他挥挥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然而,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林兆华和他的《绝对信号》注定不会被忘记。

欧洲初识小剧场

原来戏还能这么演?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从十年浩劫中缓过劲儿来的中国戏剧处于一种空前活跃的状态。北京人艺尤其如此,艺术家们恢复传统优秀剧目,寻找被丢失的北京人艺演剧风格。如今令人高山仰止的老艺术家们,当时正值中年,创作力旺盛,剧院的每个排练厅里都是人。

1980年年底,北京人艺《茶馆》前往欧洲巡演。在法国演出时,当地主办方邀请大伙儿去看了两场小剧场戏剧。小剧场里那种演员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时空转换,令大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戏剧魅力。

虽然已经过去了近40年,演员丛林至今依然印象深刻。“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小剧场戏,当时都有点儿傻了,剧场里中间一个方台,三面都是观众,演出还没开始,舞台上就有一个演员坐在上面吃面包,没有开演铃声,演员就直接开始演戏了。”趁着巡演,大家又看了十多部小剧场的戏。新鲜的舞台呈现和自然的表演方式都给了大家很大的冲击。于是之也觉得这种形式很有意思,表示北京人艺今后也可以尝试小剧场。

如今被国内戏剧界尊称为“大导”的林兆华,当时46岁,还是一个刚刚从演员转行的新人导演。1982年4月,鼓励创作的京沪导演会议举行,林兆华作为年轻导演参加。会议上,上海知名戏剧导演胡伟民提出了戏剧革命的三个口号,“东张西望、得意忘形、无法无天”。会议结束后,林兆华说,他要排一出新戏,剧名还没定。

那是编剧刘会远拿来的,一个以待业青年为主角的剧本雏形,林兆华一听就很感兴趣。但当时待业青年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社会问题,剧中的待业青年又预谋犯罪,肯定没法儿搬上舞台。林兆华想出了一个“老车长拯救失足青年”的主题,让这个戏变得积极了许多,通过了剧院的审查,这个剧本就是《绝对信号》。

手电筒当追光

一次未被列入生产计划的尝试

今天回头看,《绝对信号》其实还很传统——失业青年黑子跟少女蜜蜂相爱,但没钱结婚,车匪与他密谋盗车,他们登上了由黑子的同学小号任见习车长的一节守车(挂在货车尾部,运转车长乘坐的工作车),蜜蜂碰巧也搭了这趟车。于是,在车厢这个有限的空间内,围绕黑子、小号、蜜蜂之间的关系,以及老车长与车匪的较量,展开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最后黑子猛然醒悟,在与车匪的搏斗中倒下。

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形式,《绝对信号》的剧本里包含了三个空间:现实的空间、回忆的空间、想象的空间。把这三个空间同时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在以前的中国戏剧舞台上还从未尝试过。

只是,这次尝试并没有引起太大重视,甚至没有被列入当年的剧院生产计划。

没有钱,林兆华找到了当时正好没戏演的谭宗尧和刚从人艺学员班毕业的尚丽娟、肖鹏、丛林。学员班的老师林连昆也过来和年轻演员一起凑热闹。

没有地方,他们就在剧院四楼,一个闲置的练功房里排练;担任舞台设计的黄清泽找来剧院没用的灯光箱子,十几个箱子垒起来,上面用木头条钉出框架,就是守车;练功房没有舞台灯光,就用照明灯,需要追光的时候就用手电筒……丛林说,后来许多观众看着新奇的地方,其实都是就合练功房条件设计的。

“搞艺术的总得有所追求,总是老套子排着没劲,演的也没味儿。”林兆华想整点儿幺蛾子。

故事发生在火车的守车上,剧组成员就一趟一趟地从北京站坐货车到张家口体验生活,往返都坐在黑漆漆的守车里。永定门外有个货场,停着几百辆守车,林兆华干脆带大家到那儿去排戏,排练的时候周围还有货场的工人盯着他们看。

对这个戏格外上心的林兆华,不仅白天在剧院给大家放货车进山洞的声音,晚上回到家,还得听着音乐,坐在自己家三屉桌底下,体会剧中角色感受。

让人沉默的“怪味儿豆”

引发意想不到的热议与关注

在排练中,林兆华要求演员要更真实自然地生活在舞台上,克服一切虚假和造作的表演,达到不露痕迹的表演效果。

剧中老车长有一段颇有哲理的台词,林连昆认为应该说的舞台感强些,林兆华打断他,认为那样就不够生活了。后来林连昆也总结出了方法,“当你作为一段台词去准备的时候,就很容易表演台词,而失去了说话的生活气息。在排练过程中,我根本不考虑这段话应该怎么说,而是像生活中一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种真实是以前话剧演出中从未有过的,大家到底能不能接受?林兆华心里也没有底儿。

剧院艺委会审查时大家都很紧张。练功厅里的灯被关上了,每个角色上台包里都装着手电筒,演出的时候把手电筒放在下面就是脚光,所有的追光也都是由林兆华或是没戏的演员用手电筒来完成的。

全剧没有分场次,演员身上穿的服装也都是自己的。演出过程中,观众能感觉得到演员略显粗重的呼吸,而演员也能感受到观众的目光紧盯着自己。

演出结束后,排练厅里的灯开了。但是艺委会成员们左看右看都不说话,剧组主创们心里也没底儿了,“到底行不行啊?”所有人心里焦虑地问。

过了几分钟,现场行政级别最高的老演员田冲终于说话了,“我看吧……这个东西现在只能算是怪味儿豆……可以说观众咸的吃多了,来点酸的也行……”但最终并没有人说这戏到底能不能演。

不过,就是从这个排练厅开始,这枚见所未见的“怪味儿豆”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剧院内部的人看完了,一些同行听说人艺在排练厅演戏也赶过来看。后来演出场地,从排练厅里搬到人艺四楼的宴会厅,舞台设在观众席里。有时候演员步子迈大一点就能碰到观众的腿,有一次演员踩空了,摔倒在观众身上,说了声“对不起”又接着演。

大部分时候,人们看完还都是沉默,似乎他们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一个作品。也有一些年轻观众很激动,对这出戏究竟是浪漫主义的或是现实主义的?是现代化的或是民族化的?争执得面红耳赤。

有人说这其实没什么,不过是赶时髦,捡洋落儿的。北京人艺老演员黄宗洛反驳说:“我认为仿效别人并不可耻,话剧本身不就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吗?”

时任北京人艺院长曹禺的一封信则给了林兆华巨大的支持。曹禺在信中肯定了《绝对信号》的成功,并表示“我们需要不同的艺术风格、不同风格的剧本来丰富这个剧院的艺术,这将使剧院不致陷入死水一潭。”

震撼性的启蒙

引发整个戏剧界探索热潮

1982年,国家话剧院原常务副院长,著名导演王晓鹰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大三的学生。《绝对信号》在排练时他就看过一次,还不过瘾,正式演出时又去看了一遍。

那时,王晓鹰和他的同学们已经通过文字了解到西方戏剧的发展,对国外的小剧场运动也有所了解,但这种了解终归还是停留在文字上,当他看到《绝对信号》时,才真正感受到这种艺术形式的冲击力,“表演中的那种真实状态,演员和观众的交流,很打动人!”时隔三十多年,王晓鹰还对当时受到的刺激记忆犹新。

在《绝对信号》的刺激之下,中国的小剧场话剧迅速生长,1983年上海导演胡伟民执导了小剧场话剧《母亲的歌》。1984年,王晓鹰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小剧场话剧《挂在墙上的老B》。这部戏因为没有固定的演出空间,在食堂、体育馆、会议室都能演,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王晓鹰说:“《绝对信号》打破了以往固有的戏剧观念和形态,让国内的观众和从业者都意识到话剧并非天经地义地就要正襟危坐,是一次非常具有震撼性的启蒙,对国内戏剧创作有着本质化的推动。”

也正是在这种推动之下,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话剧从小剧场到大剧场都掀起了“探索”的热潮,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导演。许多如今功成名就的导演如孟京辉、田沁鑫等都与那个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戏一格探索不止

对年轻戏剧人产生深远影响

从《绝对信号》开始,林兆华自己也走上了一条漫长的探索道路。在人艺,他与林连昆合作了《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鸟人》《鱼人》等剧,形成了中国剧坛独特的“二林现象”。“他们努力探求新的东西,总是根据不同的剧本内容和作家的风格,寻找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手段,他们既不走捷径,也不走老路,每排一个戏都有独特的解释和处理,都使人看到一些新意。”林连昆在《我喜欢林兆华这样的导演》的文中这样描述这位搭档。

的确,林兆华在舞台上似乎永远都不走寻常路。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独立戏剧团体“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从六十多岁到七十多岁,他仍旧像一个年轻导演那样充满激情。他与剧作家过士行合作《鸟人》《棋人》《鱼人》《厕所》《活着还是死去》等一系列作品,被视为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出最深切反省的导演,引起国内外文化界的关注。在这一时期,他还有《三姊妹·等待戈多》《建筑师》《赵氏孤儿》《樱桃园》等经典之作,无论在观念还是意识方面都深刻影响着国内戏剧创作的发展。2013年,林兆华执导的摇滚版《大将军寇流兰》应邀去爱丁堡戏剧节演出,这一年他77岁。

将近40年,林兆华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一戏一格的追求,对年青一代戏剧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0年,七十多岁的“大导”又做了一件“大事”,举办了国内第一个由民营戏剧团体举办的戏剧邀请展——“林兆华国际戏剧邀请展”。他亲自看戏、选戏,把国外的优秀剧目引进国内,“我就想让大家看看好戏长什么样!”邀请展前期全部是他自掏腰包赔钱赚吆喝,一年就赔了一百多万元,只能靠演别的戏来“补窟窿”,后期虽然有机构合作,依然因为严肃戏剧赚钱太难而难以为继。但也正是这个戏剧邀请展在国内开潮流之先,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优秀戏剧来到国内,让国内与国际的戏剧“时差”变得越来越短,国内观众也能看到最新鲜的国际作品。

今年年初,由他执导的新版《三姊妹·等待戈多》再度上演,合作对象变成了“小鲜肉”张若昀。对于张若昀的表现,老爷子非常满意,“你别说,‘小鲜肉’还挺好的,创作的时候很严肃,排练也很认真。”

“现在艺术创作越来越自由了,艺术家创作不出来好的作品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一番对往事的回忆之后,谈到今天的戏剧创作,林兆华颇有遗憾,他也提醒年轻的创作者们,“艺术创作理论是次要的,艺术家创作本身就是理论的建设,按照别人的理论是排不出自己的作品的。”

说完这些话,他自顾自地走到阳台,看着窗外高大的杨树,沉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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