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斗促合、苦练内功，打造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作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中美经贸研究组成员李稻葵、厉克奥博、冯明、徐翔、吴舒钰、石锦建、金星晔、胡思佳、张驰、周迪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试图遏止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改变贸易合作，扭转贸易逆差。特朗普声称美国在“全球化”中“输了”，来自中国的进口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而2018年美国政坛将迎来中期选举，特朗普出于政治目的，更是不断对中国挑起贸易纠纷。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侵权”的总统备忘录，内容包括对价值6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798.6亿元）的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标志着特朗普酝酿已久的对华贸易战正式打响。在301调查报告中，美国还针对中国的产业政策提出诸多质疑，指责中国政府在外资准入、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上对外资企业造成了不正当竞争，随后发生的中兴制裁事件更激化了中美之间的贸易矛盾，这增加了中美两国贸易走势的不确定性。表1给出了中美过去将近30年来的四次贸易战，均以中国承诺采取相关举措、中美达成相关协议为得到化解。但是我们认为，这次的中美经贸摩擦不同于以往的四次贸易战。

首先，我们认为，中美经贸摩擦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国内“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双方唯一一致的靶子就是中国，而中国在十八大以来，自身发展道路和体制已然清晰，迈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中美两国的这种改变让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

第二，面对貌似严峻的形势，必须明晰底线。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并不会走向全面对抗，而中美贸易摩擦的成本我们完全可以承担。一是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二是目前以特朗普总统为代表的、在美国占上风“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三是，我们认为中方能够做到以史为鉴，精准管控分歧，不给极端派、挑衅者任何可乘之机，不会擦枪走火。

第三，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所带来的影响与冲击，必须保持战略定力。短期内，中方需要把握主动权，以战促合，可以在中美贸易顺差问题上尽量甚至超预期地满足特朗普的要求，换取特朗普在中国核心利益上的让步，但是对于“精英的美国”所提出的阻碍中国经济升级的无理要求，则必须予以坚定的拒绝。长期来看，中方要做好持久准备，防止舆论放大不理性的认知，同时苦练内功，以最大的决心精准落实各项改革方针大略。

最后，我们认为，如果应对得当，中美经贸摩擦将会“磨合”出中美合作的新格局。这个中美合作的新格局有三个重要标志，即，美方的“三个接受”。第一，必须接受中国与美国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事实，中美双方“和而不同”；第二，必须要接受人口第一大国和即将成为的经济第一大国在周边事务所拥有的主导力；第三，必须接受中国在改善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与美国及西方“和而不同”、积极有为的、共利多赢的新型领导力。

中美合作关系的新格局必须、也一定能够形成，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破茧之工”。

一、经贸摩擦的根源：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我们认为，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中美关系的性质也随之和以往不同了，这是中美经贸关系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

1.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新格局：“精英的美国”与“传统的美国”激烈博弈，中美经贸关系成为唯一共同的靶子

从美国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在于美国国内“两个美国”矛盾的激化以及“两个美国”的矛头全部指向中国。具体而言，“两个美国”分别指代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

“精英的美国”，即我们所习惯和熟知的美国，比如高校学者、世界银行、华尔街等金融机构等等，而这一部分群体也恰恰是我们中国学者和精英阶层赴美学习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到的主要群体，这些导师和同学大都是美国社会中的精英之精英，毫无疑问，他们能够很好地代表一个“精英的美国”，但是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地反映真正的美国人，因此，在国内，那些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是最了解美国的人，对于真正的美国的了解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局限的。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他们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假设[ 引自发表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旗下杂志《外交事务》2018年3、4月刊，由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伊莱·拉特纳的文章《思虑中国》。]，这派人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其关键在于“美国主导”，无论是上世纪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两极格局瓦解后的单极世界，由精英群体统治下的美国都谋求在世界范围内各项事务各个方面的绝对领导权和控制权。

“传统的美国”则是一个我们相对较为陌生的美国，也是当今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非精英人士，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深深地植根于清教徒理念之中，正如哈佛大学已故政治学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去世前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所写，美国的国民性不是在1775年形成的，而是在17世纪的最初几批定居者来到北美时就已经形成了。这些最早来到北美的英国清教徒，他们不是殖民者也不是移民者，他们不是作为英国的代表来到北美开疆拓土的，而是为了逃离本土的宗教迫害来到美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从那时起，美国的国民性就已经形成了。

就对外贸易而言，“精英的美国”和“传统的美国”分歧的聚焦点在于是否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和保持联系。对于代表“精英的美国”的群体而言，无论是从上世纪里根的喊话“Mr. Gorbachev, open the gate.”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还是布什政府推行的“共和党色彩的国际主义”[ 并非“单边主义”或“孤立主义”，而是以美国实际利益为导向进行参与。]外交政策，都明确地表明自身和其所代表的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积极融入的立场，奥巴马在提出“新人造卫星时刻（New Sputnik Moment）”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对于美国已经身处全球化经济当中，并且需要不断加强全球合作的事实表示了认可。

相比较而言，对于代表“传统的美国”的群体而言，孤立主义其国民性的最重要表现之一。美国自身地理位置不同于欧洲任何国家，其幅员辽阔，邻国较少，自建国初期，美国人便崇尚孤立主义。纵观美国经济史，自17世纪初，定居者踏入北美之后，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既没有在本大陆上开疆拓土的行为，也没有到海外殖民的冲动。即使是出兵菲律宾，也是总统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经历了极其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才决定的，“我曾寻求帮助……在白宫的地板上踱来踱去，直到深夜……我曾不止一次跪在地上向万能的上帝祈祷。最后，终于有一天晚上，我得到了上帝的声音……那就是除了占领菲律宾之外我们别无选择。”19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门罗主义”的本质也在于无法忍受英国和欧洲列强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到处谋求势力范围的影响。

然而，无论是“精英的美国”还是“传统的美国”，其矛头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中国。对于“精英的美国”而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反过来违背了美国对于中国的预期，为了建立和维护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各方面的秩序，精英群体将矛头指向中国，意图于巩固和保障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威和领导，奥巴马在“New Sputnik Moment”中谈到，两年内中国太阳能板的世界份额由5%上升到60%，尽管这项技术是在50年前由贝尔实验室发明的，但是美国没有任何一所公司跻身世界前十。对于“传统的美国”而言，中国廉价的人力成本等生产要素方面的优势使得国际分工过程中大量劳动力就业岗位从美国流失，无论是2017年4月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启动的232调查，还是2017年8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的301调查，其最终目的都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从而为美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因此，在当下美国内部矛盾激化，外部冲突对象同时指向中国的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具有它的双重性：它既是那个新教徒式的，过着清贫的生活、安分守己、以自己的大陆土地为精神和物质家园的美国，也是那个精英主义的，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理念的扩张主义、英雄主义、霸权主义的美国。在中美贸易战里，中国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精英的美国”，还需要应对来自“传统的美国”的我们所陌生的利益冲突。

反观中美历史上的主要交往，从民国时代到抗战时期，从冷战时期到21世纪，都是在美国已经完成其国际主义战胜新教徒的孤立主义情绪之后所进行的，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仅仅是美国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并非美国发展过程中的常态。我们所熟悉的美国，是“精英的美国”，是国际主义的美国，是那些以基辛格等人为代表的精英所主导的美国。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这个由特朗普政府主持的美国，所代表的是一个更为“传统的美国”，是那个新教徒来到美洲定居时的美国。

当下，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经济社会政治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需要经历一段必要的磨合期，并且最终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在这个新的均衡中，美国必须承认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制度，必须承认中国在经济和整体国家实力提高之后，能够在相应的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享有相应的控制权和影响力。我们坚信，这样一个新的均衡一定能够到来，尽管其中的过程必将是曲折的，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磨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斗争，又要维持和发展双方的合作关系，坚持矛盾统一的一体两面。

2.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入新时代

美国在变，中国也在变。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中国人民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政治上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得到了明显提升。综合国力的提升为中国的道路自信提供了资本，已然清晰的中国道路反过来又支撑着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综合绝大多数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2025-2030年之间将大概率超过美国，这将改写一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相对格局。当前，对于已长期扮演全球超级大国角色的美国而言，面对一个发展道路不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与之差距逐步缩小甚至部分领域有所超越的新时代的中国，贸易等局部领域冲突不可避免，需要较长时间适应、磨合与接受。具体而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有三大变化。

变化之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中国梦、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等重大论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的发展道路已然清晰。党的十九大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更长期的奋斗目标：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中国发展道路。根据2010年至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测算，要实现到2020年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只需要2018年至2020年年均增速不低于6.43%，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实际运行情况，6.43%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增速水平，只要未来三年不出现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几无悬念。进一步，如果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收入水平定义为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中位数水平[ 即当前英国、法国、日本的相对水平。]，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测算，中国要在2050年实现十九大确定的战略目标，需要在未来33年里保持年均4.1%以上的增速水平；分阶段而言，如果中国能够在2017-2025年保持年均6%的增速，2026-2035年保持年均4%的增速，2036-2050年保持3%的增速，那么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梳理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经济史可以发现，上述增速预测依然是相对保守的，未来33年，如果中国不发生重大经济金融危机，中国的2050年战略目标很可能会提前实现。

变化之二是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四大发明”、“基建狂魔”、“厉害了我的国”是当下称赞中国的流行语，但这些词只是停留在表面，其背后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明显跃升。中国经济体量在过去四十年以年均9.5%的速度快速增长，占全球经济的份额由1978年的不足2%提升至2017年的15%；而美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已由本世纪初的32%下降至2017年的25%；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由本世纪初的12%提升至2017年的63%。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至201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2%，明显高于美国2.1%的年均水平、全球2.5%的年均水平、发展中国家4.0%的年均水平，为主要经济体增速之首。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2013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18.2%）、欧元区（8%）和日本（3.7%）贡献率之和。中国货物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2012年的10.4%提升至2016年的11.5%，同期服务贸易占全球的比重由5.5%上升至6.9%，服务贸易总量排名从全球第四上升至第二[ 数据来源：WTO数据库。]。2012至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达到20.2%，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跃居世界第二位，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1831 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并创历史新高[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FDI 数据库。]。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内需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过去十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105.7%；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内需的贡献达到142.6%；即使是全球经济复苏、贸易回暖的2017年，内需的贡献也达到90.9%。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2007年提高13.5个百分点，是名符其实的经济稳定运行“压舱石”和“稳定器”。

变化之三是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主动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力求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梦不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蕴含着中国强大起来后要为全球发展和人类命运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对此身体力行。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和格局重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国同沿线66个国家和地区的各领域双赢合作加强，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73745亿元，比上年增长17.8%。其中，出口增长12.1%，进口增长26.8%；沿线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新设立企业3857家，增长32.8%。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相继设立，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金砖峰会等一系列国际会议成功举办，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中国正在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

二、底线思维：中美经贸关系不会走向全面对抗

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走向众说纷纭，一些观点认为两国会走向全面冲突，甚至“贸易归零”、“断网隔绝”；还有一些声音认为贸易战的后果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可承受的影响。面对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的严峻形势，我们需要以底线思维进行冷静分析两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从理性出发推演最坏的情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战术背后的战略考量，才能制定精准、有效、理性的应对策略。

我们认为，从理性出发当下中美不会走向全面对抗。中美贸易不会归零，不会“断网”，更不会走向新冷战或军事战争。一方面，当下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会经历量的调整，但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需求互补，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能够消化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短期影响与冲击，甚至是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基于理性的研判推理，是“基本面分析”。在极端事件的影响下，实际情况可能与基本面发生背离。一战前夕，欧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深度交融，精英阶层也均认为战争无益。然而，“萨拉热窝”事件最终引爆巴尔干半岛火药桶，所有自认为能够把冲突限制在低烈度对抗的政治家都受到了历史的嘲弄与指责。以史为鉴，我们在理性分析的同时要精准管控分歧，冷静应对挑衅，保持战略定力。美国是个复杂系统，与不同的美国人打交道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识别其背景、意图，团结理性力量，不给极端派可乘之机。

1.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事实上，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远非部分媒体鼓吹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度交融、相互依赖的。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体制下，中美两国经济之间通过三条重要渠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条渠道是国际贸易。两国都从对方进口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向对方出口大量的出口和服务。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4298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9%；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1539亿美元，占美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0%。与此同时，中美两方双边服务贸易的规模也在迅速增长。第二条渠道是国际投资。两国都在对方境内有大量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以2015年为例，在华美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虽然相对规模较小，但金融危机之后也在显著增加，截止2016年底累计投资已达到1090亿美元，遍及美国50个州中的46个。此外，中美两国居民和企业均在对方国家的证券交易所持有大量的股票或者债券资产，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自主要的投资品种就是美国政府债券。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国债数据，2018年4月，中国持有总值为1.1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居全球首位。第三条渠道是人员交往和人力资本互通。中美两国均有大量居民在对方国家访问，学习，工作或生活。2016年，中国赴美国留学的人员总数高达35.3万人，占到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4%。美国到中国留学和旅游的人数也持续增加。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为例，书院学生中来自美国的比例占到45%，为各个国家之最。

除以上三条主要渠道外，还有大量的其他证据证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交融和深层次联系。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和飞机出口市场，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占其农产品总出口的16.1%，出口到中国的飞机及配件占美国总出口的12.5%。2016年一年里，中国消费者购买了4490万部苹果手机，以及510万辆通用、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三大汽车品牌在华生产的合资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手机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21%和33%。由于苹果手机和通用汽车的最终组装位于中国境内，这些购买行为并未计入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但从利益主体来看，这些购买行为获利最大的是美国企业。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这些因素，美国2015年对华贸易逆差仅为304亿美元，远远小于贸易逆差显示的3675亿美元，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下，我们估算2017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310亿美元左右，显著低于特朗普政府用作发动中美贸易失衡的核心证据的3752亿美元逆差。

此外，我们还认为这种高度交融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是在逐渐下降的。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中美贸易失衡出现了逐年加剧的态势。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绝对值不断扩张，体现为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和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的顺差。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98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2780亿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有所下降：货物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呈现倒U型走势，在2006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5.2%的峰值，之后就不断下滑，2016年该项目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仅为2.3%；而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GDP的比重在近20年来则是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0.8%提高至2017年的1.9%。

此外，尽管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出口伙伴的多元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显著降低，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则与日俱增。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20.4%，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10.8%，而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则分别占中国总进、出口的18.9%和8.4%。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是，从2001年到2017年的十多年内，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占其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从2.6%和9.0%分别上升至8.4%和21.6%。对中国贸易量，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的迅速扩张，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其总贸易赤字的比重从2001年的20.2%上升至2017年的47.1%。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总贸易顺差的比重近年来下调显著。在2006年之前，对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中国总顺差，说明整体来看，中国对其他国家保持贸易赤字。然而这种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随着中国出口伙伴的多元化迅速降低，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其总贸易顺差的63.5%。

近年来，中国进口和出口的目的国都更加分散化。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份额从6.9%上升至12.4%；由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需求量的扩张，中国从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大宗产品储备丰富的地区的进口也迅速扩张，这挤压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份额。与之相反，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需求都更加旺盛了，与中国日益扩张的贸易挤压了美国与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我们认为，虽然从总量上看，中美贸易顺差仍然在逐步扩大，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战无疑将对中国对外贸易乃至整体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当前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较之以前已经有了显著下降：随着中国贸易对象分散化和与其他贸易对象的贸易量不断攀升，对美贸易的决定性作用正在减弱。

对于中美经济高度的交融性和依赖性，美国政府深知肚明，而在中国对美贸易依赖度不断下降的同时，美国宣称将对中国施加的一系列所谓“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措施最终都只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真的如特朗普政府所言对总数可能达到4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征收关税，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政治自杀。这一全面关税将极大地提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减少美国民众的消费选择，同时也会增加美国企业的运营成本，极大地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抵消其他所有经济刺激政策的正面效果，届时即使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都将倒戈。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美国是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和美元霸权的缔造者，其对于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举动收到全球投资者的密切关注。如其采取极端手段限制或处理中国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将极大地影响市场对于美元资产和现有金融体系的信心，进而推动美元的公信力下降，国际资本流出美国或抛售美元定价资产，对于向来重视金融地位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选择。

从技术及人才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抑制与封锁和科技人才在美求学的限制与打压既不现实也没意义。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限制自身科技发展的无理条件，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合作科研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重视学术交流的全球科技界也将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可能通过限制签证、严格审查等手段对于中国人才赴美求学和学术交流造成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也将对美国自身的科技人才发展与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必将受到美国科技界和知识界的全面抵制，注定无法延续。

2.“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

正如上文所述，当下两个不同的“美国”同台演绎，传统的美国占了上风。传统的、光荣孤立的美国试图减少国际贸易，减少全球治理参与和责任承担。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也是这样做的。在贸易上，他退出跨太平花样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威胁实质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不惜与大量盟友挑起贸易摩擦；在政治上，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退出巴黎协定。

与之相对，新时代的中国比以往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体系与国际治理。在中国的政治家看来，对外开放、增强合作不是做姿态、图虚名，而是“带来进步”的要义，是“历史潮流”，更是马克思主义所言“从各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通道。2012年以来，中国与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等国签署自贸协定，并积极参与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3年至今设立上海等12个自贸试验区，并将一些试验区内的改革措施向全国推广；中国承办20国集团首脑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领峰会会议。

从宏观来看，中美两国有着相似的目标，“让美国再次伟大”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都是让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水平得到提升。为了实现相似的目标，为何两国会选择完全不同的做法？当前需求的互补是否是暂时的表象？

我们认为，这种互补的背后有着文化、经济与制度的基础。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文化上更愿意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合作者，在历史上对封闭有着更惨痛的记忆，在经济上更注重发展与增长，在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上能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因而这种需求的互补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首先，面对当今制度、文化等都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两国在“开放”这一问题上的文化底色是不同的，因此处理多元化外部世界的态度也不同。传统的美国崇尚孤立主义，希望把美洲打造成“世外桃源”，对开放没有好感。精英的美国继承的是欧洲的一神教传统，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只认可一个神，使命都是宣扬唯一的神的光辉，在最大范围内清除异端，因此精英美国的开放是“以我为主”的开放，是“传教式”的开放。与之相对，以天下为己任一直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坚持的原则，即便有“中央之国、天朝上邦”的优越感之时，中国也从未强迫他国放弃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因而，面对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传统的美国感到厌恶，精英的美国将不能同化的异己视为敌人，而中国则既不对开放本身感到厌恶，也愿意与不同于己者进行合作。

其次，中美两国对开放的历史记忆不同。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美国在二战前是一个封闭大市场，20世纪的头20年，出口占美国国民生占总值的比例仅为6%-7%，远低于欧洲同期20%-30%的水平；1861年进口货物平均税率提高至47%，一战前一直维持在40%以上（Hughes and Cain 2011）[ Hughes, Jonathan RT, and Louis P. Ca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Prentice Hall, 2011.]。然而，依靠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美国经济在封闭之下快速发展，1894年其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人均GDP 1913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Maddison 2007）[ 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Academic Foundation, 2007.]。可以说，对于封闭而言美国的记忆不一定是灰暗的。相反，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后的近代史历历在目，封闭所带来的贫穷与落后，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更坚定了当前中国社会对开放的决心。

再次，两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6月末，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欧洲央行论坛发表题为《当增长不再是全部（When Growth Is Not Enough）》[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06/es_20170626_whengrowthisnotenough.pdf]的演讲，他认为当下美国的问题表现为四方面，即中位数工人工资的增长停滞，经济与社会流动性下降，经济承压地区与人群面对的日益增加的社会治理功能失效，以及政治异化与对制度的不信任。换言之，伯南克认为美国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分配问题。当下美国社会关注的不是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而是已有财富如何在不同阶层间分配的问题。而中国的政治精英认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来自发展，改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7倍，经济建设依旧是中国事业的中心。

贸易对于增长和分配分别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对外开放能够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不论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保罗·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易都在论证这个观点。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论证时往往使用代表性消费者，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而忽略其异质性，也就忽略了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分配效应。给定一个没有政府的假想经济体，如果当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主要集中在货物产品出口时，贸易的一部分收益便会流向工人；如果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集中在资本输出，则收益很难自动流向中下层中产阶级。因此，在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框架下，国际贸易有可能加剧社会分配不均。因此，注重增长的中国拥抱全球化，注重分配的美国对全球化抱有疑虑，这是拥有经济基础的。

最后，两国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不同，因而化解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不同。如前所言，开放并非没有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影响两国选取了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开放不是一步到位的、自由放任的开放，而是有管理、有次序的开放。概括地讲，中国优先开放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没有优势的行业引进国外资本以学习技术、管理经验，并逐步培育国内的市场与企业，再逐步开放，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与之相对，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大都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底色，即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抱有疑虑，近期的301调查等鲜明的反映出美国精英阶层的这一态度。而事实上，美国年初发布的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报告同样是精英美国所为，不代表特朗普。美国焦虑来自中国消解国际贸易负面影响的经验与其一贯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指责市场换技术、政府补贴技术研发是表象，是站不住脚的。毕竟，任何一家企业选择进入中国市场都是自愿行为，没有强买强卖，没有1840年的坚船利炮逼迫，合作产生的红利本就应双方共享；美国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支持也不能被忽视，毕竟互联网诞生于从国防部，F22、B2、E4等美国军机也有波音公司的痕迹。

综合以上分析，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需求的互补有着深刻的历史、经济、社会基础，并非一个暂时的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此轮中美贸易冲突将是局部性的，不会演变成全面的贸易战，更不会形成新的“冷战”，换言之不会出现全面的军事对抗或“贸易断交”。

3.中国可以承担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冲击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量为5056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进口总量为1304亿美元。目前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的平均关税在3%左右，贸易战打响后，这一关税将提升至25%。我们估算了两种情况：

情况一：美国加关税，中国不加征报复性关税。根据近年来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中国对外出口价格弹性（即出口价格变化1单位所导致的出口数量变化）估算的平均值大约在0.5[ 比较有代表性的近期研究包括：

Aiello F, Bonanno G, Via A. New evidence on export price elasticity from China and six OECD countries[J].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