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斗促合、苦练内功，打造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2.“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的诉求在战略上是互补的

正如上文所述，当下两个不同的“美国”同台演绎，传统的美国占了上风。传统的、光荣孤立的美国试图减少国际贸易，减少全球治理参与和责任承担。事实上特朗普总统也是这样做的。在贸易上，他退出跨太平花样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威胁实质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不惜与大量盟友挑起贸易摩擦；在政治上，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退出巴黎协定。

与之相对，新时代的中国比以往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体系与国际治理。在中国的政治家看来，对外开放、增强合作不是做姿态、图虚名，而是“带来进步”的要义，是“历史潮流”，更是马克思主义所言“从各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通道。2012年以来，中国与冰岛、瑞士、韩国、澳大利亚、格鲁吉亚、马尔代夫等国签署自贸协定，并积极参与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2013年至今设立上海等12个自贸试验区，并将一些试验区内的改革措施向全国推广；中国承办20国集团首脑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海合作组织领峰会会议。

从宏观来看，中美两国有着相似的目标，“让美国再次伟大”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都是让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幸福水平得到提升。为了实现相似的目标，为何两国会选择完全不同的做法？当前需求的互补是否是暂时的表象？

我们认为，这种互补的背后有着文化、经济与制度的基础。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文化上更愿意接纳与自己不同的合作者，在历史上对封闭有着更惨痛的记忆，在经济上更注重发展与增长，在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上能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因而这种需求的互补是长期的、可持续的。

首先，面对当今制度、文化等都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两国在“开放”这一问题上的文化底色是不同的，因此处理多元化外部世界的态度也不同。传统的美国崇尚孤立主义，希望把美洲打造成“世外桃源”，对开放没有好感。精英的美国继承的是欧洲的一神教传统，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只认可一个神，使命都是宣扬唯一的神的光辉，在最大范围内清除异端，因此精英美国的开放是“以我为主”的开放，是“传教式”的开放。与之相对，以天下为己任一直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也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坚持的原则，即便有“中央之国、天朝上邦”的优越感之时，中国也从未强迫他国放弃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因而，面对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传统的美国感到厌恶，精英的美国将不能同化的异己视为敌人，而中国则既不对开放本身感到厌恶，也愿意与不同于己者进行合作。

其次，中美两国对开放的历史记忆不同。回顾经济史，不难发现美国在二战前是一个封闭大市场，20世纪的头20年，出口占美国国民生占总值的比例仅为6%-7%，远低于欧洲同期20%-30%的水平；1861年进口货物平均税率提高至47%，一战前一直维持在40%以上（Hughes and Cain 2011）[ Hughes, Jonathan RT, and Louis P. Ca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Prentice Hall, 2011.]。然而，依靠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美国经济在封闭之下快速发展，1894年其工业产值超过英国，人均GDP 1913年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Maddison 2007）[ Mad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volume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Academic Foundation, 2007.]。可以说，对于封闭而言美国的记忆不一定是灰暗的。相反，对于中国而言，1840年后的近代史历历在目，封闭所带来的贫穷与落后，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更坚定了当前中国社会对开放的决心。

再次，两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6月末，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在欧洲央行论坛发表题为《当增长不再是全部（When Growth Is Not Enough）》[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7/06/es_20170626_whengrowthisnotenough.pdf]的演讲，他认为当下美国的问题表现为四方面，即中位数工人工资的增长停滞，经济与社会流动性下降，经济承压地区与人群面对的日益增加的社会治理功能失效，以及政治异化与对制度的不信任。换言之，伯南克认为美国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不是增长问题而是分配问题。当下美国社会关注的不是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而是已有财富如何在不同阶层间分配的问题。而中国的政治精英认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来自发展，改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7倍，经济建设依旧是中国事业的中心。

贸易对于增长和分配分别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对外开放能够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不论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保罗·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易都在论证这个观点。然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论证时往往使用代表性消费者，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而忽略其异质性，也就忽略了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分配效应。给定一个没有政府的假想经济体，如果当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主要集中在货物产品出口时，贸易的一部分收益便会流向工人；如果一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集中在资本输出，则收益很难自动流向中下层中产阶级。因此，在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框架下，国际贸易有可能加剧社会分配不均。因此，注重增长的中国拥抱全球化，注重分配的美国对全球化抱有疑虑，这是拥有经济基础的。

最后，两国政府参与经济的方式不同，因而化解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能力不同。如前所言，开放并非没有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影响两国选取了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开放不是一步到位的、自由放任的开放，而是有管理、有次序的开放。概括地讲，中国优先开放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没有优势的行业引进国外资本以学习技术、管理经验，并逐步培育国内的市场与企业，再逐步开放，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与之相对，美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大都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底色，即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抱有疑虑，近期的301调查等鲜明的反映出美国精英阶层的这一态度。而事实上，美国年初发布的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报告同样是精英美国所为，不代表特朗普。美国焦虑来自中国消解国际贸易负面影响的经验与其一贯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指责市场换技术、政府补贴技术研发是表象，是站不住脚的。毕竟，任何一家企业选择进入中国市场都是自愿行为，没有强买强卖，没有1840年的坚船利炮逼迫，合作产生的红利本就应双方共享；美国政府对技术研发的支持也不能被忽视，毕竟互联网诞生于从国防部，F22、B2、E4等美国军机也有波音公司的痕迹。

综合以上分析，传统美国与新时代中国需求的互补有着深刻的历史、经济、社会基础，并非一个暂时的现象。我们有理由相信，此轮中美贸易冲突将是局部性的，不会演变成全面的贸易战，更不会形成新的“冷战”，换言之不会出现全面的军事对抗或“贸易断交”。

3.中国可以承担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冲击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量为5056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进口总量为1304亿美元。目前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的平均关税在3%左右，贸易战打响后，这一关税将提升至25%。我们估算了两种情况：

情况一：美国加关税，中国不加征报复性关税。根据近年来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中国对外出口价格弹性（即出口价格变化1单位所导致的出口数量变化）估算的平均值大约在0.5[ 比较有代表性的近期研究包括：

Aiello F, Bonanno G, Via A. New evidence on export price elasticity from China and six OECD countries[J].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