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斗促合、苦练内功，打造中美合作关系新格局

二、底线思维：中美经贸关系不会走向全面对抗

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走向众说纷纭，一些观点认为两国会走向全面冲突，甚至“贸易归零”、“断网隔绝”；还有一些声音认为贸易战的后果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可承受的影响。面对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的严峻形势，我们需要以底线思维进行冷静分析两国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从理性出发推演最坏的情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清战术背后的战略考量，才能制定精准、有效、理性的应对策略。

我们认为，从理性出发当下中美不会走向全面对抗。中美贸易不会归零，不会“断网”，更不会走向新冷战或军事战争。一方面，当下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关乎公司发展根基的重要利益，美国享受美元霸权体系红利亦需要中国的支持、参与。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会经历量的调整，但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传统的美国”与“新时代的中国”需求互补，特朗普总统代表的美国所希望“减仓”的，如扩展全球贸易、改善气候变化、改革全球治理等，是当前中国所希望“加仓”的。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能够消化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短期影响与冲击，甚至是美国对中国相关高科技企业的打击，中国是可以承担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基于理性的研判推理，是“基本面分析”。在极端事件的影响下，实际情况可能与基本面发生背离。一战前夕，欧洲各国的经贸关系深度交融，精英阶层也均认为战争无益。然而，“萨拉热窝”事件最终引爆巴尔干半岛火药桶，所有自认为能够把冲突限制在低烈度对抗的政治家都受到了历史的嘲弄与指责。以史为鉴，我们在理性分析的同时要精准管控分歧，冷静应对挑衅，保持战略定力。美国是个复杂系统，与不同的美国人打交道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识别其背景、意图，团结理性力量，不给极端派可乘之机。

1.中美利益深度交融

事实上，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远非部分媒体鼓吹的零和博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度交融、相互依赖的。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体制下，中美两国经济之间通过三条重要渠道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条渠道是国际贸易。两国都从对方进口大量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向对方出口大量的出口和服务。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4298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9%；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1539亿美元，占美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0%。与此同时，中美两方双边服务贸易的规模也在迅速增长。第二条渠道是国际投资。两国都在对方境内有大量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以2015年为例，在华美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虽然相对规模较小，但金融危机之后也在显著增加，截止2016年底累计投资已达到1090亿美元，遍及美国50个州中的46个。此外，中美两国居民和企业均在对方国家的证券交易所持有大量的股票或者债券资产，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自主要的投资品种就是美国政府债券。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国债数据，2018年4月，中国持有总值为1.1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居全球首位。第三条渠道是人员交往和人力资本互通。中美两国均有大量居民在对方国家访问，学习，工作或生活。2016年，中国赴美国留学的人员总数高达35.3万人，占到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34%。美国到中国留学和旅游的人数也持续增加。以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为例，书院学生中来自美国的比例占到45%，为各个国家之最。

除以上三条主要渠道外，还有大量的其他证据证明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交融和深层次联系。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和飞机出口市场，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占其农产品总出口的16.1%，出口到中国的飞机及配件占美国总出口的12.5%。2016年一年里，中国消费者购买了4490万部苹果手机，以及510万辆通用、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美国三大汽车品牌在华生产的合资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手机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21%和33%。由于苹果手机和通用汽车的最终组装位于中国境内，这些购买行为并未计入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但从利益主体来看，这些购买行为获利最大的是美国企业。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这些因素，美国2015年对华贸易逆差仅为304亿美元，远远小于贸易逆差显示的3675亿美元，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化的假设下，我们估算2017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310亿美元左右，显著低于特朗普政府用作发动中美贸易失衡的核心证据的3752亿美元逆差。

此外，我们还认为这种高度交融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是在逐渐下降的。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中美贸易失衡出现了逐年加剧的态势。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绝对值不断扩张，体现为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和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的顺差。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从2000年的298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2780亿美元。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贸易的依赖度有所下降：货物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呈现倒U型走势，在2006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5.2%的峰值，之后就不断下滑，2016年该项目顺差占中国GDP的比重仅为2.3%；而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GDP的比重在近20年来则是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0.8%提高至2017年的1.9%。

此外，尽管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但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出口伙伴的多元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显著降低，而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则与日俱增。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对美国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20.4%，从美国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的10.8%，而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则分别占中国总进、出口的18.9%和8.4%。与这种趋势相反的是，从2001年到2017年的十多年内，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占其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从2.6%和9.0%分别上升至8.4%和21.6%。对中国贸易量，特别是对中国进口的迅速扩张，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占其总贸易赤字的比重从2001年的20.2%上升至2017年的47.1%。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总贸易顺差的比重近年来下调显著。在2006年之前，对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中国总顺差，说明整体来看，中国对其他国家保持贸易赤字。然而这种对美国的贸易依赖随着中国出口伙伴的多元化迅速降低，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其总贸易顺差的63.5%。

近年来，中国进口和出口的目的国都更加分散化。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份额从6.9%上升至12.4%；由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需求量的扩张，中国从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大宗产品储备丰富的地区的进口也迅速扩张，这挤压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份额。与之相反，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需求都更加旺盛了，与中国日益扩张的贸易挤压了美国与日本、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贸易份额，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

我们认为，虽然从总量上看，中美贸易顺差仍然在逐步扩大，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战无疑将对中国对外贸易乃至整体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当前中国对美贸易依存度较之以前已经有了显著下降：随着中国贸易对象分散化和与其他贸易对象的贸易量不断攀升，对美贸易的决定性作用正在减弱。

对于中美经济高度的交融性和依赖性，美国政府深知肚明，而在中国对美贸易依赖度不断下降的同时，美国宣称将对中国施加的一系列所谓“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措施最终都只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真的如特朗普政府所言对总数可能达到4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征收关税，将对美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政治自杀。这一全面关税将极大地提高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减少美国民众的消费选择，同时也会增加美国企业的运营成本，极大地影响美国经济复苏，抵消其他所有经济刺激政策的正面效果，届时即使是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都将倒戈。

从金融的角度来看，美国是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和美元霸权的缔造者，其对于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举动收到全球投资者的密切关注。如其采取极端手段限制或处理中国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将极大地影响市场对于美元资产和现有金融体系的信心，进而推动美元的公信力下降，国际资本流出美国或抛售美元定价资产，对于向来重视金融地位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选择。

从技术及人才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所鼓吹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抑制与封锁和科技人才在美求学的限制与打压既不现实也没意义。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美国提出的限制自身科技发展的无理条件，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合作科研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重视学术交流的全球科技界也将站在特朗普的对立面。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可能通过限制签证、严格审查等手段对于中国人才赴美求学和学术交流造成一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也将对美国自身的科技人才发展与技术进步造成负面影响，必将受到美国科技界和知识界的全面抵制，注定无法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