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有多高？国贫县科级部门年收文件3831份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持续发力,各地“文山会海”现象得到明显改观。但在个别地方,不注重工作实效、片面强调“重视不重视,会议来检视；工作好不好,文件少不了”的情况,仍在一定层面较为突出。

科级单位一年收文3831份,发文642件

近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西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采访时,县上一个科级部门的干部反映,去年一年,他们单位共收到市级部门和县里几大班子的文件3831份,经过整合修改,该局全年向乡镇发文642份。如此算来,一个科级单位,每天要接收处理十几份文件,要制定下发两份文件。

连篇累牍的文件像雪花般在各部门间飘来散去,但究竟有多少是可发可不发的文件,有多少工作内容真正落到了实处,不少干部群众对此提出质疑。

这名干部说,这些文件大多是上级机关和县里安排的各项工作,比如农资打假怎么做、质量监督如何搞、消费维权怎样开展等。而下发到乡镇的文件,也是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本县情况制定的,“工作千头万绪,都要靠文件来推动”。

无独有偶。秦巴山区一个仅有430多户村民的贫困村,连村里一些日常工作安排,也会制定出专门方案,以村党支部红头文件形式下发给各村民小组。村支书说,本就不大的村子,原本召集村民小组长开个会,几句话就能安排妥当的事,却为制定、修改这个文件花费了两天时间。

“工作做没做如何证明?上级来检查指导,首先就是要看有没有发文件。没发文就是不重视,出了问题,问责会更严重。”这名村支书一语道破“玄机”。前述科级单位的干部也说,下发文件既是安排工作,也是为了明确责任划分。“文件发了,有了痕迹,出了事就是我们督促落实不到位。但如果没有发文件,性质就变成了没有开展工作,出了问题要被追究全责。”

基层干部既是“文山会海”受害者,又是制造者

制定文件、下发文件,是开展和部署工作的遵循依据与有效方式,该发的文件一定要发。但在一些地方,本是用来推动工作的文件,却在“文来文往”中走形变味。

比如,一些地方要求文件不能层层转发,就有少数基层干部挖空心思在文字表述上做文章,“变个说法”“造个新词”,将上级文件“改头换面”一发了之；有的地方要求所有工作都要用文件“留痕”,一些原本该扑下身子搞调研的干部,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在办公室埋头起草文件,“工作不够,文件来凑”。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采访中还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在一个地方,领导干部说起开展了哪些工作,张口闭口都是谈论制定了多少文件、出台了多少“办法”。但被问及具体的工作成绩,却语焉不详,连忙翻看文件“找成效”。

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基层干部对“文山会海”颇有意见,但很多人似乎已经习惯了“用文件落实文件”的工作方式,自己就成了“文山会海”的制造者。采访中就有干部说,“没有文件,下面怎么知道要干什么,怎么干?”

凡事无论工作性质如何,都要用文件留痕,留下的是文字,甩出去的是责任。个别部门和干部拿制定、下发文件当免责的“护身符”,甘当工作“二传手”,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变种抬头的突出表现。而只知用文件推动工作,不开会、不发文就不知道工作如何开展,则折射出新形势下少数干部的本领恐慌。

如何让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

客观而言,近年来各地在削减“文山会海”方面,下的力气不可谓不大。但基层仍有凡此问题种种,凸显出一些部门和干部的责任观、政绩观出了问题。

“你开会来我开会,你发文来我发文,横批:谁来落实?”群众中流传的一副对联,就是对一些地方“文山会海”现象的辛辣讽刺。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过多、过滥的文件满天飞,挤占的是政府部门的公共资源,不仅群众反映强烈,也极大影响了基层干部下乡调研、落实政策的时间和精力,助长了少数干部只会“文来文往”的歪风。

要给“文山会海”瘦身,需要基层党委和政府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真正扑下身子,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在倾听民声民意中寻求“药方”,学会做“减法”,切实砍掉不切实际、可发可不发的文件。

这样一来,研究出的对策才能真正符合基层实际,才能让干部有时间和精力将真正有利于工作的文件精神落实到位。

文风背后是作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削减“文山会海”,还需要以正确的政绩观、责任观为依据,科学合理地完善考核机制,明确各级、各部门间的权责划分,坚决扭转“靠发文件免责任”的扭曲观念。真正到群众中去,用群众的口碑、百姓的喜乐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根本依据,而不是用“开了多少会、有无下发文件”作为干部履职尽责的评判标准。

如此一来,才能真正将基层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