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错位、本领恐慌、资源错配：地方制度供给现“成长的烦恼”

　　“制度供给不适”是发展最大“拦路虎”

半月谈记者

随着发展从“高速”转入“高质”阶段，我国步入了“制度供给”新时代。技术、人才、资金等发展要素在市场中不断集散，创新勃发，需要更宽松的环境、更明晰的规则，这对政府制度供给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制度升级箭在弦上

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在创新创业、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中，群众、企业对制度落实、制度创新的呼声日趋强烈，相关热点话题不断出现。

一些问题在新形势下越发显得格格不入，比如政务失信缺乏制度约束。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官不理旧账”再次成为工商联界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说：“就在一周前，跟我们有道路拓宽合作计划的一个地方换了领导，我们找新领导说合作的时候，对方说，你找上任去吧。”

这并非个例。近年来不断出现“明星企业家”通过多种渠道反映政务诚信问题无果后，转而借助新媒体表达诉求的事件，比如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雪地陈情”，痛斥地方政府部门不诚信、不作为，引发舆论哗然。

政商关系缺乏制度边界，也频繁被摆上台面。纪检监察部门曝光的腐败案例显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政商关系扭曲，干部利用手中权力和职务便利，为亲友从事经营活动谋取便利，企业则投其所好对关键少数进行“围猎”。

对制度供给的期待，有不少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领域。由于新技术应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用旧制度旧办法很难解决，所以对制度创新的要求尤为迫切。

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人默认为自然人，但对于无人驾驶车辆而言，驾驶人已经由自然人变成了“驾驶控制系统”。若不认可驾驶控制系统的驾驶人地位，则无人驾驶车辆上路测试就属违法。

这种情况下，无人驾驶技术要高速发展，制度供给就必须及时跟进。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是2003年通过的，明显滞后于互联网时代发展。目前无人驾驶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都已经开始上路试行驶，但上位法中依然缺乏对这些新兴领域的规定，制度调整势在必行。

互联网金融，也是对制度供给需求迫切的关键领域之一。发生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集资诈骗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带来诸多监管难题。从多地检察机关受理的涉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案件看，少有被先行行政处罚的，也少有由行政机关移送处理的，基本都是案发后直接进入刑事程序，这暴露出对互联网金融活动存在监管盲区。

上海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光贤表示，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金融法制未对互联网金融创新发展及时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金融法规和金融监管相对滞后，金融风险提示不充分。同时，监管理念和模式未能有效应对混业经营发展，对实际从事金融业务的各类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公司，传统机构监管手段难以覆盖。

传统贸易领域也期待制度供给的创新升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琦说，近年来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成为我国外贸增长新亮点，软件和医药研发服务、检测与维修服务等，也是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综合优势、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领域。但在实际操作中，监管部门对这些领域仍沿用对传统制造生产和货物贸易的监管模式，缺乏针对服务贸易的制度安排，制约了新经济和新业态的充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