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易纲面临的挑战：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挑战等

易纲行长面临的八大挑战 　

3月19日，周小川在此前记者会上关于继任人选的一句“你猜呀”有了答案，1997年加入央行系统工作的易纲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央行行长。

与以往的一些央行行长比，易纲的经历有两点不同，一是有多年在美国深造、执教的经历，二是一直在央行系统工作。虽然易纲没有像戴相龙、周小川那样在其他金融领域工作的经历，但过去20余年他既是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国金融改革工程设计的参与者、谋划者，又是这些政策、工程实施的推进者，加之在央行、外汇管理局主要领导岗位上的多年历练，同时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职务，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金融业以及西方经济、金融业有较深系统认识的央行管理者。中国央行行长由一位“海归”担任，也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易纲的国际视野无疑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金融发展和治理中制度建设的话语权。

因此相信易纲就任央行行长后，一方面会延续过去一段时间央行所确定的方针及政策框架，同时又会因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央行工作提出的种种要求做出新的努力。必须承认，易纲任行长的央行与周小川任行长时的央行无论在职能上，还是在面临的挑战及压力上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挑战和压力有的来自中国内部，有的则来自国际社会。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进实施，央行将成为集金融改革、发展、开放、监管、调控经济、引导效率等多功能于一身的超级金融管理机构，或者说是“超级央行”，也将是世界仅见的具有如此多功能的央行。而外部则伴随着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回暖必然带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所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变化、金融市场结构变化、金融制度变化等挑战。毋庸赘言，在央行职能进一步增加、资本市场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挑战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央行行长这一角色也势必面临多方面挑战。

挑战一 协调运用“两率”政策

易纲行长首先面临的将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向正常后中国“两率”(利率、汇率)政策如何协调运用的挑战。

经过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冲击后的多年挣扎、波动，包括美国、欧元区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已重拾升轨，迫使这些经济体逐步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具体表现在两方面：收回流动性、提高融资成本。3月初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证词时表达了渐进加息倾向，并提到了2018年将加息3～4次的可能性。美联储随后便加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发表讲话表示对未来的通胀达标更有信心。

某种程度上说，过去数年中国的货币投放也是宽松的，在各主要经济体收紧货币流动性的背景下，中国也存在是否同步而行的挑战。例如当占人民币汇率形成权重较大的货币启动加息进程后，人民币必然面临是否加息的压力，若不加息，自己的货币必然要承受汇率走软及资本外流潮重启的压力；而要加息，又不得不考虑中国企业、政府甚至居民的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未完全解除，需要考虑因金融整顿所带来的资金盘面趋紧的实际情况。对中国这样长期依赖货币过量投放推动经济增长的经济体，如何在经济、货币外向度提升的条件下实现货币对内及对外价格的平衡，对央行行长来说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

挑战二 金融发展与稳定

易纲行长将要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央行如何承担起金融稳定与发展的职责。去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明确要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17年11月金稳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审议金融业改革发展重大规划；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等。央行履行金稳会办公室职责，这意味着未来事关中国金融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工作一定程度上将由央行完成，这既包括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又包括行业及市场的发展，还包括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及效率控制等。这些工作央行过去可能有所涉及，如宏观审慎监管，但从未像现在这样系统明确，要求央行在传统职责外，承担起金融发展和稳定双重职责。这对央行来说，既是一项新使命，更是一项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