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感性回归的“奥斯卡”面临影响力危机

解读成功个例时，别忽视了好莱坞的“商业本能”

《逃出绝命镇》是本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提名片单中，被评论界认为最“政治正确”的一部电影。电影首先指责了白人的虚伪——为了延长生命竟然猎取年轻健康的黑人，将之催眠后洗脑，进行大脑转移手术来完成续命任务，然后含蓄地指出黑人的一些特点，比如男仆人的呆板严肃、女仆人的皮笑肉不笑以及男主角好友的夸张与搞怪。当然，最终故事是建立在黑人主角胜利大逃亡这个皆大欢喜结局上的。

其实，对于《逃出绝命镇》依靠“政治正确”接连摘取各大奖项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美国电影极少有敢“政治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只要是涉及种族、性别、性取向等敏感话题，好莱坞一向都会选择倒向大众——怎么讨观众喜欢就怎么干。与其说是“政治正确”，不如说是一种“商业本能”。政治是政治，生意归生意，这些年好莱坞为了讨好中国市场，从开始时的走过场，到后来的度身定做，也证明了这一点。

《逃出绝命镇》最具讨论价值的，是它的小成本制作模式，即如何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通过强化影片的类型色彩和故事曲折性来制作一部吸引人的话题电影，这是《逃出绝命镇》给美国电影带来的新示例，也为其他国家打算在电影创新方面一展拳脚的创作者提供了思路。

从历史与艺术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故事，也是本届奥斯卡奖另外两部获提名电影《至暗时刻》《敦刻尔克》的鲜明特点。《至暗时刻》里的丘吉尔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敦刻尔克》也是著名的战争事件，电影并没有沦落到一个令人厌烦的陈旧叙事轨道上去。《至暗时刻》极力着墨于丘吉尔的复杂内心和细腻行为，《敦刻尔克》以近乎炫技的形式来重现大撤退的场景，竭力想要摆脱教科书式的说教。

是向感性回归，还是影响力出现危机

在影视学者戴锦华看来，今年的奥斯卡奖在难民问题、种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威胁、民粹主义兴起、全球急剧的贫富分化、人工智能应用所造成的弃民问题等题材方面全无涉及，当然，她也补充说，自己从来没有期待好莱坞或者奥斯卡会对这些充满急迫性的问题有所表现。

好莱坞电影在表达全球重大事件、社会思潮、文化冲突等方面，确实是存在延迟性的，但在以前几十年里却从来不会缺席，美国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越南战争、“9·11”恐怖袭击、对伊拉克战争等为好莱坞提供了无数素材，美国国内存在的诸如种族歧视、经济滑坡、失业问题、反政府情绪等，也是好莱坞的创作内容。但电影作为一个特殊的表达形式，的确需要沉淀与积累，创作者要等到有足够好的素材和足够清晰的表达目标后，才得以创作出优秀的故事，要求好莱坞与时代步伐同频是不现实的。

同样道理，奥斯卡奖在评奖方面的延迟性特征也更强一些。这个奖项一向有“保守”的元素，这种保守也可以视为，评委们在等待时间去还原更多历史真相，等待人们的价值观往一个方向汇聚，他们手中的选票常常并不随“风”而动。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奥斯卡奖对于宏大叙事的偏爱、对于历史题材的推崇以及对英雄主义和美国精神的迷恋，催生了一大批符号化极强的获奖电影作品。这些电影裹挟商业片特有的娱乐性，在全球范围内巩固了好莱坞的统治力，同时也给人留下顽固的印象——美国在借助电影对外强力输出其价值观。

时至今日，人们对美国片的直接感观并没有太大变化，还是习惯于敏感地从中寻找溢出电影之外的因素。但事实上，通过奥斯卡奖获奖片单已经可以看到，近十年来的好莱坞电影正在脱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留下的强大创作惯性，在向上世纪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感性时期回归——那是诞生了《卡萨布兰卡》《花都艳舞》《八十日环游世界》《金粉世界》《公寓春光》《窈窕淑女》《音乐之声》等无数活色生香电影的时代。在那三十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获奖片中，几乎看不到电影紧贴当时时政、社会的力作，电影的功能中，被强调和放大的是艺术与娱乐，而艺术与娱乐则是感性与梦幻的产物。

新世纪后的奥斯卡奖亦在逐步远离历史大事件，对社会状况保持着理性的审视，在感性表达上却大步流星。《水形物语》《月光男孩》《爱乐之城》《海边的曼彻斯特》《鸟人》《少年时代》《艺术家》《午夜巴黎》《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它们“组团而来”，正在对奥斯卡奖格局形成力量不菲的冲击。虽然“奥斯卡”仍然习惯性地保持某种平衡，时不时让严肃题材主导奖项风格，但强调电影感性一面的潮流已经呼之欲出。（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