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关乎未来的竞争！中国能否成为胜利者？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凭借着潘建伟、郭光灿等领军科学家及团队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如今的中国已站在世界量子信息科研的舞台中央。近两年来，中国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通信科学实验卫星，首次实现千公里量子纠缠，成功研发全球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

　　↑中国研发的全球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

据英国政府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量子科研论文发表量排名全球第一、专利应用排名第二。在“第二次量子革命”的起步阶段，中国异军突起，跃入国际“第一阵营”。

但与量子通信的全面领先相比，中国的量子计算虽整体处于“第一阵营”，但只有个别方向“领跑”、大多处于“跟跑”。

据了解，在量子计算多条技术路线上，中国在光量子方向领先，在半导体、超冷原子方向稍落后，在超导方向明显落后。如IBM、英特尔公布实现50个、49个超导量子比特，中国已公布的最高为10个。

多位学者认为，面对群雄并起、充满变数的复杂局面，中国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应保持战略定力与科技自信，发挥制度优势。

“如果说实现通用量子计算机像一场马拉松，现在才跑了几公里。你前面领先，我后面有机会。”郭国平等人认为，关键的技术竞争还在后面。

潘建伟介绍说，他十几年前回国启动量子通信研究的时候，不断有人质疑：“这个东西这么难，中国能做成吗？”“发达国家还没做，中国先做有风险吗？”

“这是一种‘科技不自信’，不太相信我们能做一些超越的事。”潘建伟说，得益于国家支持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中国量子通信走到了世界最前列，他对量子计算同样充满信心。

决胜未来，中国需组建“集团军”

在中国《“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作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量子计算机已被列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业界普遍认为，未来5到10年是量子计算研究的窗口期和爆发期，决胜关键在于资源布局与协同。

目前国际上研制量子计算机主要有两种组织模式，一种是“公司驱动、市场导向”，一种是“科研驱动、目标导向”。

第一种模式的代表有IBM、谷歌、英特尔等，公司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成果商业化，带动量子软硬件技术发展。

第二种模式包括中国等国家，以科研机构为主导，瞄准通用量子计算机的科研目标，对外寻求与企业合作推进产业化。

受访学者认为，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但在量子计算机研究进入实用化、产业化的临界点，中国应该统筹科研力量、深化产业协同。

近期国内出现“量子热”，多个地方布局量子研究，“招兵买马”建实验室。学者们认为，重视量子科研是好事，但如果大家都上马，客观上会分散资金和力量，造成重复建设。

“量子科研做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学者或一个团队层面的竞争，而是成了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潘建伟说。

“20年前，我曾经有些冒失地给钱学森先生写信，希望他能像研制‘两弹一星’一样，牵头组织攻关量子计算机。”郭光灿回忆，钱老回信说，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不能出来工作，但很支持这个想法。

郭光灿建议，中国筹划建设的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应尽快落地，发挥体制优势，协调各方力量全国“一盘棋”，“大家协同创新，在各自环节上做到最好，而不是每个团队单打独斗。”

产业化方面，目前中国有阿里巴巴、中船重工等公司与中科大量子科研团队开始合作，安徽省政府设立了100亿元的量子产业投资基金。但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与IBM、谷歌等组建的“量子产学研联盟”都有较大差距。

“要打赢量子霸权争夺战，不能做‘游击队’，一定要组织‘集团军’。”郭光灿说，量子计算机产业涉及硬件、软件、标准、工程技术、用户习惯等方方面面，需要政府支持、科研机构、企业合作乃至社会大众的关注。只有凝聚优势力量，创新运行机制，中国才能主导“战局”，避免重走传统计算机产业被动、跟随的老路。(记者徐海涛)

来源：新华视点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