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80周年 国家公祭今天上午举行

南京大屠杀80周年 国家公祭今上午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公祭仪式 大屠杀幸存者已不足百人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仪式。

12月10日凌晨，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走了，享年100岁；11月15日，曾是馆里年龄最大的义务讲解员佘子清走了，享年83岁；同日，杨明贞老人去世，享年86岁……目前，登记在册、健在的幸存者人数，已经不满100人。历史已过去80年，年龄最小的幸存者也已超过80岁。

国家公祭日

需全体国民参与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举国上下祭奠遇难同胞之际，作为国民一员，你该如何参与国家公祭日呢？

“灾难的历史，理应成为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规格举行国家公祭，更需全民一起参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首先，你要了解国家公祭到底为了祭奠谁？

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法案，国家公祭对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及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被杀戮的同胞。具体包括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化学武器死难者、细菌战死难者、劳工死难者、慰安妇死难者、三光作战死难者、无差别轰炸死难者。

12月13日公祭日当天，也需要全体国民的参与。张建军等专家建议：为遇难同胞送上一篇悼文或几句祭语，用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与悼念；打开电视、广播或网络，随时注意南京主会场的公祭仪式，在警报声响起的那一刻，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在警报声中肃立、默哀；关注公祭仪式的细节设计，领悟“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的要义。此外，当天应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生表示，短暂的公祭仪式很快就会结束，更重要的是要从中收获铭记历史的责任、振兴国家的担当。这是举行国家公祭的要义所在。

张建军表示，国家公祭仪式结束后，重新布展的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将对公众开放。希望国人能走进纪念馆，重温那段灾难的历史，从中汲取教训，获取奋发力量。

四组数字当牢记

“12·13”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日子。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在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血腥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2014年2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4年12月13日，首个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举行。

“30万”

在那场人类浩劫中，到底有多少同胞被日军屠杀？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在数字上做文章，企图通过歪曲数字进而达到否认历史的目的。“这是法庭的判决，不容任何置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

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少于30万。

“80周年”

从1937年到2017年，南京大屠杀这场人类浩劫过去了80周年。今年12月13日，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80年，从客观上看，时间并不长，但在社会心理层面，却似乎过去了很久。张建军习惯将国家公祭比喻为警钟：“时不时地敲一下，有利于我们记住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就在这块被我们称之为祖国的土地上，战争的阴影才刚刚消散，不要患上和平麻痹症。”

“10·9”和“11”

2015年10月9日，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7家单位申报的11件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官方层面对这段历史的认可，对那些企图歪曲这段历史的人来说是极大的讽刺。

“11件档案背后，站立的是所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与中国人守望相助，为历史存证的人类良心。”张建军介绍，这11件档案包括身处国际安全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中国人吴旋向南京临时参议会呈送的日军暴行照片，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等。

　　唤醒记忆

日本学者：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铁证如山、不容辩驳，这不仅是日中两国长久以来共同的研究成果，也是经历社会科学研究考验的结论。”日本历史学家、山口大学名誉教授

缬厚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缬厚说，日本右翼以及一些保守政治家和经济界人士所主张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早已被既有的研究成果一一击破，根本不堪一驳。但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这些人还要不断去重复这些毫无根据的否定论调。

对此，缬厚认为，“否定论”沉渣泛起的原因可能有不少，有两点尤其值得警惕。其中之一与日本当局的修宪动向有直接关联。

他说，日本现行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反省的基础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一些人反对这样的历史认识，并且认为改变这种历史认识必须首先改变现行宪法，而否定南京大屠杀等加害历史的各种言论就成了修宪的借口。“我反对修宪，因为根据上述逻辑，修宪企图本身就是对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等加害历史真相的一种歪曲和掩盖。”

缬厚指出的另一点原因是，有些日本人不愿意接受中国近年来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不断发展的现实，否认南京大屠杀在这些人眼里成了用以发泄的工具。他说，有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别有用心地歪曲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甚至还宣称南京大屠杀是阴谋，试图借此唤起日本社会的反华排外情绪。

缬厚认为，如果不直面历史寻找正确的和解方式，日中之间将不可能构建真正有效的信赖关系。

“有这样一种说法，‘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对现代人来说，我们必须将历史当做‘过去的政治’充分汲取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开创和平未来的智慧和勇气。”

缬厚说。

“身为一名历史学者，一直以来我都告诫青少年们，要想了解现在、面向未来，就必须好好学习历史，” 缬厚说，“对历史的漠不关心就等于是对自己的漠不关心。要反反复复对下一代讲，这是我们这些学者以及政治家和媒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南京不哭》作者：书成国恨心犹烈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郑洪的心中，古城南京有着特殊的意义。现年80岁的郑洪，出生在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发生那一年。

英文不是他的母语，南京不是他的家乡，但童年记忆托起的使命感推动着他。郑洪决定写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小说，因为那是日本侵华的最典型罪证。为此，在广东长大、从未去过南京的他于1999年专门申请假期，前往南京实地考察。

在南京，郑洪见到了两位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和姜根福。谈起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这一天的遭遇，两人老泪纵横。这是西方历史书不曾记载的惨剧，郑洪把他们的记忆写进了《南京不哭》。

从2005年到2015年，郑洪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克服了“跨界”创作的诸多困难，十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英文小说。2016年，作品被麻省理工学院所辖出版社出版。当年年底，郑洪亲译的中文版由江苏译林出版社发行。

《南京不哭》是继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后，又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由美国华人学者写就的作品。与张纯如冷峻的纪实风格相比，《南京不哭》以两对男女的悲欢离合为主线，既痛述国殇又弘扬人性温情，让读者体会南京大屠杀的惨烈，也领略中国的风俗人情、器物文化。

《南京不哭》面世后，连续数周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卖到脱销，多次加印。

《南京不哭》大获成功，但郑洪仍不满足。他认为，在对二战真相话语权的诠释上，日本右翼组织非常“积极”，仅就他所知，这些组织面向西方社会出版了600多本二战专著，美国的主流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言论所误导。

“书成国恨心犹烈，唱罢梅花意未休。”正如郑洪所言，“历史不容剪裁，我们有权对世界发声，把中国人过去身受的苦难说清楚，提升世界的认知，唤醒装睡者的良知。像我这样年纪的老人，身历抗日战争的煎熬，有责任把这个历史的教训传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代。”本版均据新华社

幸存者影像记忆素描

熊淑兰，1931年9月14日生。1937年，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熊淑兰的大妈被日本人轮奸，第二年，大伯也被杀害。她曾亲眼看到，江东门的桥被炸毁后，日军用中国百姓的死尸堆成一座又高又长的桥。

潘巧英，生于1931年11月19日。1937年冬，日军进城时，潘巧英全家五口逃难到孟家场一处房屋。她亲眼目睹刚从厕所出来的爷爷潘兆生被突然进村的日军刺死、一名妇女连同她刚生下的孩子和一位躲在厨房门后的老太太被日本兵发现后，接连被杀害。潘巧英躲在灶膛边幸免于难，后发现父亲潘荣富被刺死在路边。其妹妹在躲避日军抓捕中也不幸身亡。

张兰英，1929年12月6日生。大哥张怀芝被日本兵捆绑起来，腿上刺了一刀，母亲和张兰英求饶，最终日本兵才放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