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钢到三菱，日企屡屡“越界”根源何在

继上月日本神户制钢“沦陷”后，日本有色金属巨头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近日也曝出产品数据造假丑闻。究竟是何原因，让昔日以“工匠精神”享誉世界的日本大企业“集体塌方”？

东窗事发早有预感

此次三菱综合材料的造假，与神户制钢如出一辙，几可用“拷贝不走样”来形容：

同样是篡改数据——三菱材料旗下三菱电线箕岛制作所2015年4月至2017年9月间生产的橡胶密封圈被发现篡改数据，数量达到约2．7亿个。三菱伸铜若松制作所2016年10月18日至2017年10月17日间生产的铜制品存在数据篡改，涉事产品达到879吨。此外，三菱铝材也被曝出数据造假。

同样是殃及客户——三菱电线箕岛制作所的“问题产品”涉及229家客户。其中，航空航天类客户为70家。三菱伸铜若松制作所的问题铜制品涉及29家客户。该材料主要应用于汽车行业。

同样是知情不报——三菱电线和三菱伸铜早在今年10月就发现了问题，却迟迟没有对外公布，遭到外界强烈批评。

不少西方媒体认为，日本新曝出的丑闻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英国广播公司（BBC）仿佛有先见之明，已预见到日本制造业的不当行为将层出不穷，因为两大因素似乎在怂恿制造商们“越界”：一是日本企业面临来自外国竞争对手不断增加的压力；二是日本2006年通过的《告密者保护法》增加了不当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

“偷工减料”养成记

日本大企业的偷工减料、弄虚作假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日本分析人士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国内经济增长长期放缓是一个主要因素。它迫使日本公司改变商业模式，不惜走捷径。

20年前，日本企业还专注于增长战略。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经济将不再强劲增长，这意味着企业必须集中精力进行重组、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东京富士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丁·舒尔茨表示，提高效率的努力使得管理层急功近利，甚至不惜挑战质量管控的底线。

由此可见，日本品牌在夹缝中求生存，急于求成和粉饰业绩，是导致日本制造业近年来丑闻不断的根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吴寄南表示，丑闻频发与日本制造业的企业文化、劳动力队伍结构变化有很大关系。

从企业文化方面看，以往制造业注重“现场为主，质量优先”，但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利润至上的观念愈发突出，企业为此不惜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让企业文化变了质。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内部等级森严、层级过多，而非扁平化管理。“大企业病”会导致很多基层的一线问题无法反映到最上层，信息上传下达费时费力，容易积小患酿大祸。

从劳动力队伍结构变化上看，大量使用同工不同酬的临时工和派遣人员成为一大问题。20年前，临时工人数在身处制造业第一线的劳动力比例为20%，现在约为80%。临时工的工资通常是正式工的三分之二或一半，而且一旦企业经营状况欠佳，他们往往成为第一批被淘汰者。凡此种种，让他们缺乏归属感，日产公司大量使用无资质人员敷衍出厂检验手续的丑闻最能说明问题。

为安倍敲响警钟

而日企的隐瞒谎报等，则暴露了日本企业管理监督不力、“家丑不外扬”的通病。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陈子雷指出，日本企业不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潜规则。企业缺陷的曝光者往往要承受巨大压力。因此，察言观色获得上层默许，采取“内部消化”的方式处理“不太严重的问题”，被中低层员工视为一种合理的选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企的经营与其说遵循市场模式，还不如说是出于政治等各种利益平衡的考虑。家族式管理使它难以根据市场的需求迅速做出调整，与全球化时代千变万化的经营格局形成巨大反差。

“‘团块世代’被视为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推动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而如今日本则受到少子老龄化困扰，再加上企业文化、经营管理模式、就业员工结构、用工制度改变等综合因素影响，原本隐藏在光环下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陈子雷解释。

吴寄南认为，日企造假成为一种群体现象，为安倍敲响警钟。“安倍经济学”推行几年来，虽然日本股市创25年新高，日元汇率降低促使出口企业盈利，但一个大问题是，日企不愿把200多万亿日元的内部积累用来直接投资，也不愿提高员工工资。这一定程度上是安倍酿成的恶果——只注重表面经济数据的靓丽，但一些经济的深层指标，如一线正式工人的比重、职业技能训练的投入等则被忽视。这些或许将注定日本制造业转型期的尴尬和“再崛起”的无奈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记者：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