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卢丽安：我从台湾来

10月26日，参加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卢丽安从北京返回上海，在复旦大学开始日常的教学工作。在本次党代会上，与台湾省代表团成员大多为定居在大陆的台湾籍第二代不同，她是唯一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籍党代表。

记者：你好，我是台湾中天电视台的记者，有些人说你当选了中共党代表，你就会不爱台湾了，会这样吗？

卢丽安：这个问题我觉得逻辑很好笑，我还是中国的妇女代表，那怎么办呢，我先生怎么办呢？毕竟我们现在是2017年，不是1927年，不是1937年，不是1947年，我想我们都要有信心有勇气，不要再纠结于过时的对立的意识形态里面，我想我们爱台湾，也可以爱祖国大陆。我们爱台湾，也可以爱祖国大陆。

卢丽安感性真诚的回答，感染了在场的记者。媒体的广泛传播，让她迅速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中。1968年，卢丽安出生于台湾高雄一个小县城，虽然地方不大，但这里居住着台湾原住民和来自福建、广东的迁居者，以及随着国民党来台的大陆各省人，不同的族群有着不同的风俗、语言和文化，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冲击着卢丽安的孩童时代。

卢丽安：等到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陷入一种有点儿手足无措的情况。

记者：为什么？

卢丽安：因为老师们讲课的口音很不一样，比如说同样都是蜘蛛，墙壁上有一只蜘蛛，我知道闽南语怎么讲，蜘蛛，可是可能有的老师他的口音，他就说有一只蜘蛛。另外一个老师，有一只蜘蛛。面对许多老师他们不同口音的普通话，所以初中的时候，的确学习上挺挑战的。

台湾岛内的时局给年轻的卢丽安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卢丽安：我小时候也很怕一种景象，周末回家，有时候坐夜车，晚一点的车，都已经黄昏了，我最怕道路旁边的小房子，里面一盏昏黄的灯。

记者：为什么怕？

卢丽安：因为车子会经过的那一条路，老兵们他们住在那一条路比较多，透过那一盏昏黄的灯，我一瞥，灯下是一个空空的桌子，看到的是一种清寂的房子，感受不到温暖，一个老兵，老伯伯孤孤单单坐在那，可能看着电视或者可能是发呆，台湾那时候在拼经济，不太关心得到这些我们现在认为是比较底层的群众。

1990年，卢丽安从台湾政治大学毕业。之后，她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英国语文学系留学，海外生活让她多了一种看台湾的视角。

记者：在你留学的时候，有没有人问是从哪来的，你怎么说？

卢丽安：有，很多人都会问我从哪来，我说台湾，台湾来的，很多人说台湾，观光业很多，海滩很棒，我说不，你搞错了，那个不是台湾，他搞错了，他想成泰国，所以有点受到刺激打击，自己来自的那块家乡，在国际认同上是比较容易被混淆的，这有点打击我的信心。

1997年，卢丽安在海外经历了香港回归，这次经历给了她进一步的触动。

卢丽安：电视上好多新闻，我们大家约着一起看直播，我们英格兰的那个同学他愁眉苦脸的，他说大英帝国又丧失了一块领土，我们那个印度的同学就说，因为印度之前也是从大英帝国那出来的，他说你说那什么意思，香港九龙那边本来也不是你们的，我们澳门的同学说，对啊对啊，我们澳门也很希望早一点回归，我发现我在那傻笑着，我在那傻笑着，我想对啊，都有道理，每个人的立场的确都是一个立场，那我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卢丽安又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她和现在的丈夫相识结婚，和其他大多数的台湾留学生一样，夫妇两人最初的选择是回台湾工作。

卢丽安：我先生已经比我早毕业两年，而且他在台湾已经博士后做两年了，所以本来的确是想着，既然先生回台湾了，以后我也跟着回台湾找学校任教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情况逐渐浮现出来，台湾那时候政治形势开始令人挺忧心的，那时候有一些打着统一的旗号，但是已经在做一些分裂的，为以后所谓的台湾独立的路线方针垫底的一些政治事件出来。

记者：您和您丈夫都是学者，一个意识形态也好或者政治道路的选择也好，会对一个学者产生什么影响？

卢丽安：学者毕竟还是要安身立命，我先生他是我们所谓的外省第二代，我公公那时候是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没得上学，没得工作，走投无路了，只好登上了一艘船，出去了，我先生是遭受过这种省籍情结的歧视，所以他十分痛恨社会不公正、不公平正义的现象。

个人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加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独势力导致台湾岛内局势不稳，两岸关系紧张。卢丽安夫妇做出了一个当时令很多人都不理解的决定，到祖国大陆的上海定居就业。

记者：什么原因让您选择大陆？

卢丽安：首先我不怕大陆。

记者：怎么会用怕这个字？

卢丽安：因为现在很多岛内的乡亲，他们可能是怕。

记者：二十年过去了还在用这个字？

卢丽安：很不幸的，这种怕不是我怕你，而是心里面一种隐隐约约的焦虑，不知道如何面对两岸的关系以及走向。

记者：在您决定回到大陆来之前，跟家人在沟通的过程中，家人恐怕也反对过？

卢丽安：我自己的家人不反对，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了，那也是咱们祖国大陆，不要怕。

经过申请，1997年，卢丽安夫妇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开始了他们在大陆的生活。

记者：因为那个时候出现在上海的往往都是台商。

卢丽安：对，没错。

记者：没有台湾老师？

卢丽安：没有台湾老师，所以我们是第一例，真的两个人是第一例。

记者：如果回台湾做老师和回到大陆做老师，收入会相差多少？

卢丽安：十倍吧，十倍不止吧。

记者：有职业的年轻人来说，您不把收入放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吗？

卢丽安：从事教育的人或许不会那么把金钱放在自己生涯考虑的劳动所得的首位。

记者：那您回来目的是什么？

卢丽安：播种，播什么种子呢，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要播的种子更多的是一种，能够结合理性分析思考以及一种感性的态度来认识世界。

来到上海的最初几年时间里，卢丽安以教学为重，与“政治”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卢丽安：1997年回来以后，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将近15年，我就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给做好，再加上台湾的生长经验，也是会让我有点比较刻意远离我们所谓的政治。

记者：什么让您发生了变化？

卢丽安：我得感谢我们在上海的一位前辈，一位林明月女士，因缘际会之下我们认识了，她当时是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她鼓励我说我们有一个同乡会，有一些活动你可以来参加看看。

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是台湾同胞在上海的同乡会组织，为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经常开展多种形式的民间联谊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卢丽安对两岸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卢丽安：我一直以为在上海的台湾同胞，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到上海来做生意的，不是这样子的。早在二十世纪初，20年代30年代40年代都有我们从岛内的乡亲，跨过那个海峡过来的，包括台湾在上个世纪中期还有一位李伟光医师，他在台湾领导了蔗农，种甘蔗的农民，起来反抗日本，日本当然要找他麻烦，他就过来到我们大陆来了，到上海来开了一个诊所，并且还利用他开诊所做医生的收入，还有这个场所来支持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而这个历史我不知道，岛内的很多青年人也不知道。

记者：您知道了又有什么不一样？

卢丽安：知道了当然会不一样了，你会发现两岸的连接一直都在，你看到的是很大的一个图景，整个民族它要怎么复兴起来，我们每个个人都是民族里头的，这条长河里面的一份子。

在更大的图景中，卢丽安逐渐改变了以前对政治的看法。2003年，她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开始参政议政。

　　记者：举个例子您做什么？

卢丽安：举个例子我那时候看电视看了好多谍战片，我挺恼火的，因为谍战片里面不是共产党打国民党，就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所以我在参政议政市政协的会上，我就写个提案，你要考虑两岸共同的一种民族感情，枪口要一致对外，编剧老是这样写，你让两岸怎么和平发展，所以就用比较挑刺的眼光看身旁周遭的一些问题。

除了履行政协委员职责之外，卢丽安开始活跃于台胞之间的联谊活动。从2002年开始，她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常务理事、副会长职务。2013年，担任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在各种具体事务中，卢丽安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渐在发生着变化。

卢丽安：因为毕竟我生长的过程，对于中国共产党，它是有这样子有那样子，很多的渲染，曲解，误导，有形或无形地都会造成我心里面，已经预设它是某一种好像比较横的，不讲道理的，比较粗犷、彪悍，络腮胡子。

记者：电影里看来的吧？

卢丽安：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接触了身旁的同事，同志，中国共产党员是这样子，也可以是这样子。

在大陆参政议政十多年后，卢丽安再次做出了一个令身边很多人感到惊讶的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

记者：要加入这个执政党，这是为什么？

卢丽安：参政议政可能让我感知到了社会参与的责任意识，我的努力可以更好地借由党员的身份发挥出来。

记者：当你有了这样的一种想法之后，你得付诸实施，入党介绍人很重要，找谁给你介绍？

卢丽安：这完全都是机缘巧合，2013年我成为上海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同样那年年底，上海市委常委沙海林先生他要到台湾去访问，他主动询问了我，可不可以跟他一起到台湾访问，在这一次出访的过程中，我们在车子里聊天，交流之后我试探性问一下，我就说常委您看，我有没有可能，我能不能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记者：他的反应是什么？

卢丽安：他马上就看了我，很严肃说，是吗？你说真的吗？你真的想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吗？那你回去仔细好好考虑考虑，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当你的入党介绍人，他是这么说的。

记者：那对您来说，有什么还要考虑的吗？已经想得很充分了。

卢丽安：我说真的吗，吓一跳。

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的沙海林成为了卢丽安的入党介绍人，2014年，卢丽安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年之后，她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卢丽安：接下来就是如何当好一个党员了，该加班加班，该早起到学校办公室去，好好改作业去。

记者：但是这是一个勤奋的人，有追求的人，他也会这么做。

卢丽安：当党员更要自觉，譬如说我作为一名党员老师的话，有的同事就说你上课上一上，下课就可以走了。

记者：难道不是吗？

卢丽安：我还会跟同学们说你们有问题来问我，没有问题，你们想要跟我多聊一会儿也欢迎，我的办公室，我什么时候在那也可以来。

记者：那您不是党员之前，不是这么做的？

卢丽安：也这么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记者：哪儿不一样？

卢丽安：可能自己也会更加负责，我觉得比较大的，是在这里，在思想上。

记者：我能理解为责任感更重吗？

卢丽安：沉重，责任感是比较沉重的。

让卢丽安感到更加兴奋和责任重大的是，今年6月，经过逐级遴选，卢丽安被选举为党的十九大代表，虽然刚满两年党龄，她却履行了一位党代表最为神圣的职责。

卢丽安：通过我在大陆20年的生活，通过我阅读历史，通过我阅读研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我有一句话与大家分享，这句话就是历史无法选择，但是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谢谢各位。

记者：怎么看自己的这些一系列选择？

卢丽安：有一句话我也蛮喜欢的，当你回过头来看的话，看自己一生，你不见得发现自己比别人好，但是你做的选择让你不同于别人，我在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现在看自己做的这些事情，这些选择，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表达，比如说为什么要入党，这是我的追求。我为什么要嫁给他？你心里面做了一个决定了。我先生跟我背景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要坚持嫁给他？我为什么希望能入党？总是有一些理想信念的闪光点，在共产主义思想里面，在社会主义思想里面吸引着我。我先生一定也有他的优点，即便他也有缺点。所以很难很具体理论化，我为什么要入党，我只能说我在考核这个党，我觉得我愿意加入成为它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