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迷雾中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现场情景让人后怕

　　本报记者（左）在福岛核电站化学分析大楼采访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蒋丰】“9·11”改变了美国，“3·11”改变了日本。对日本来说，2011年的3月11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今年9月中旬，距那场东北大地震发生正好6年半，日本社会再次热议灾后复兴问题，热点之一仍然是“3·11”大地震所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在这个时间节点前后，《环球时报》记者接到日方采访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邀请，并于9月19日成行，对舆论界一直讳莫如深的“恐怖之地”一探究竟。

苦涩记忆下的现实——年轻人越来越少

2011年“3·11”大地震发生后，《环球时报》记者曾深入福岛灾区采访。记得当时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的消息，每时每刻都翻着花样更新——何止福岛，整个日本都处在“核泄漏恐惧”之中。其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中国驻新潟总领事馆协助要求回国避难的华侨乘车前往机场，《环球时报》记者亲眼看到一个日本男人追在抱着孩子的中国妻子身后，含着眼泪说：“还是中国好，中国好，看见你们有困难，就接你们回国。以后，以后我们怎么办啊？这个福岛第一核电站把我们害苦了!”

时隔6年半，《环球时报》记者再次踏上福岛的土地。在前往福岛第一核电站途中，记者看到有修路的、盖房的、筑堤的、种地的。当地一名农民告诉记者：“种的大米都卖不出去了，包装盒上不让印‘福岛产’三个字，只好减少种米面积，改种洋葱头了。”

年近70岁的司机谷口宏幸语带苦涩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现在我好像已经完全习惯了。当初，我们都快被吓死了。后来，许多人到外地避难。这么多年过去，的确回来了一些人，但那些有孩子的年轻夫妇大多不愿意回来。我们这里缺年轻人啊!”

的确，从东京上野车站乘坐“常陆号”特急列车到福岛县磐城车站，再从磐城车站换乘慢车，《环球时报》记者沿途看到车上的乘客越来越少，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到终点站时，下车的几乎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

不过，福岛第一核电站给出了不同的数字：现在，平均每天有大约6000人在这里工作，其中大约1000人是东京电力公司的正式员工，另外5000人来自与东京电力公司正式签约的42家企业以及“再承包”的1000多个企业。这些人中，有55%的人是福岛县当地人。

《环球时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劳动者大多数是年轻人。记者追问道：“这些劳动者中有没有外国人？”“他们的工资如何？”得到的回答是：第一，东京电力公司没有直接聘用外国劳动者，但与东京电力公司签订业务契约的企业有聘用外国人的。也就是说，在核电站现场，有外国劳动者。至于具体有多少人，不清楚。第二，不清楚这里劳动者的工资状况，但据了解，与东京电力公司签约的企业给的报酬相当高。第三，我们一直在为吸引更多年轻人到这里工作而努力。

　　遭受“3·11”大地震袭击的核电炉惨景仍在

“前所未有”的安全规定——已跟国际反恐挂钩

坦率地讲，收到采访邀请后，《环球时报》记者内心非常纠结。这是一种与生命、与职业追求牵连的纠结。福岛第一核电站方面表示：“去年，我们邀请了130多家媒体前来采访，邀请了1万多名日本人和外国人前来参观。外国人特派员俱乐部和记者中心也曾为我们组织过外国记者的采访。但这次我们只邀请了《环球时报》的中国记者前来采访，原则是‘采访过程中安全第一’。”

《环球时报》记者此次采访，事先接到对方列明的各种严格要求和规定。首先，能够带进核电站内的物品，仅限于事先申请报备的照相机、摄像机及采访工具(笔记本、录音笔、便携式放射性测量仪等)。其次，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件，进站时要出示;不能穿半袖、七分袖、短裤、裙子、高跟鞋。

来访者还被告知：在核电站内采访，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辐射，请做好心理准备。第一，采访一天的最高辐射量，不会超过100微西弗。100微西弗相当于从东京飞往纽约的单程的辐射量。第二，采访当天，会有工作人员随行测量，一旦辐射量超过70微西弗，无论如何，都请立即结束采访。第三，为保护您不受辐射，请务必按规定路线行走。

此外，原则上，一个采访小组只允许携带一个摄影器材，禁止使用全景相机、鱼眼相机、无人机搭载相机等特殊摄影器材;为防止电波干扰放射性物质的防护以及测量，核电站内禁止使用无线对讲机;出于安全考虑，核电站内禁止使用照明器材、三脚架;进入核电站前，为摄影器材做好防辐射保护，罩上防雨套或缠上保鲜膜等。对摄影以及拍照也有规定：核电站内部分地区禁止摄影;采访期间及采访结束后，工作人员会确认相机里的内容，如发现有禁止摄影地区的照片，会立即删除。

《环球时报》记者不厌其烦地列出这些要求和规定，一方面是想说明福岛第一核电站在关照“安全”上的细致用心;另一方面想说明离开了这些要求和规定，“安全”也将失去。福岛第一核电站方面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之所以这样严格要求，不仅仅是考虑到记者本身的安全，也是出于国际反恐的需要。记者看到，入口处有这样的标语：“伴随着国际反恐形势，正在强化实施警备”“注意，你身边可能就有恐怖分子”。

　　工作人员在核电站内处理污染土。吴晓乐 摄

参观采访10个地方——现场触目惊心

进入核电站后，《环球时报》记者接受了一种非常熟悉的“外宣”教育——观看录像，录像里讲述福岛第一核电站6年来的变化。接着，记者参观采访了10个地方——进入和退出核电站的管理设施，其严格的智能化管理手段令人惊叹;用30分钟时间参观了化学分析大楼，看“分析员”们一丝不苟地追踪核电站里每一天的化学变化;乘车前往3号炉高地，远望举世闻名的1号炉到4号炉的外观;到“3·11”地震后海啸发生的遗址，那里楼房上有“2011年3月11日，17米”蓝色标痕，正是当年海啸肆虐的痕迹;参观用冻土打造的陆地和海面侧挡水墙壁，其功能主要是阻挡污染水外流;观看5/6U侧的应急柴油发电机;参观废弃物品处理场等。

所有这些，在记者看来，是不能用“旧貌换新颜”来描述的，因为当年地震后遭到海啸狂袭的惨景痕迹今日依然可见。被海啸冲击得倾斜歪倒的三大水罐、1号炉到4号炉，或者被震毁或者被燃烧的炉顶，让人心痛、后怕。

福岛第一核电站方面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从1号炉到4号炉的状况，指出各炉都持续维持在“冷温停止状态”;还介绍了污染水处理状况，介绍了已经启用的用7万立方米冻土打造的长达1500米的陆地侧挡水墙壁;介绍了劳动环境的改善，比如整个核电站已经有95%的区域不需要工作人员再穿防护服;介绍了未来取出核燃料残骸的进程表等等。

《环球时报》记者提问：“地震发生以后，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是否有大量污染水进入海域？”答曰：“的确有这种状况。”记者再问：“这些污染水流入海域，对周围的渔产品是否产生影响？”答曰：“我们不能说没有负面影响。”记者接着问：“这些核辐射的负面影响到今天是否依然存在？你们在怎样消除着这种影响？”答曰：“把这些核辐射的负面影响用最新技术管控起来，降到最低，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现在，针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存在‘安全’和‘安心’问题。我们能够做又必须继续做好的是‘安全’工作，让周围百姓乃至日本、世界‘安心’的工作，还需要各方面的长期努力。”

让日本内外“安心”——须解决三大难题

采访期间，《环球时报》记者突然想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否来过福岛第一核电站？”询问得知，非常巧合，安倍到核电站视察正是4年前的9月19日。

根据《环球时报》记者掌握的资讯，2012年12月，安倍晋三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从那时至今，他多次前往东北震灾三县，先后去过岩手县8次，宫城县12次，福岛县最多，去过16次。但福岛第一核电站他只到过一次。

今年8月初，为挽回断崖式下跌的支持率，安倍晋三改组了内阁。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复兴推进会议”上，安倍晋三要求“所有内阁成员都要拥有‘我就是复兴大臣的意识’”。显然，伴随着时间流逝，已经有阁僚对此生疏、冷漠了。

如今，福岛第一核电站面临三大问题。第一个是四处堆积的污染土。“3·11”大地震引发核泄漏，结果之一是土地大面积污染。事后，东京电力公司进行了强有力的“除污”工作，清除出的污染土达到1400万立方米。但是，其中只有37万立方米的污染土被收存起来，仅占3%，其余的，要么依然盖在绿色塑料布下，要么装在黑色口袋中。日本政府称2020年前要把这些“污染土”全部从街区中搬走，但可能吗？

第二个问题是难以完全管控的污染水。福岛第一核电站坦承，“3·11”大地震至今的6年半时间里，流入地下的污染水持续增加，大约已经超过100万吨。尽管有人说“这样的污染水流入海域，就像往大海里撒了一把盐一样，不会造成严重污染”，但恐怕没有人对这种“撒盐海水”不担心。

第三个问题是核电站1号炉到4号炉的核燃料残骸回收。时至今日，尽管已经使用了机器人调查等各种手段，炉内核燃料残骸的融化和分布情况依然不明。预计到2021年才能够开始回收，到2041年至2051年期间完成回收。

安倍晋三曾提出“福岛创新·海岸构想”，想把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为一个“废炉研究和研发使用机器人的据点，以此向世界展示日本核电技术遇到困难后的发展”。但如今，福岛县还设有“归还困难区域”，县中心有57538人过着“避难生活”。

走笔至此，《环球时报》记者想起采访中的一个花絮。办理进核电站的手续时，安检人员说：“您报备的是索尼相机，现在带来的是松下相机。所以，您这部相机不能带进去。”记者正感无奈时，站在旁边的东京电力公司报道第二组经理广濑大辅说：“如果不能照相，他会感到很遗憾的。我们是不是通融一下。”交涉的结果是，记者被允许带着松下相机进入。

广濑大辅后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如今，我们已经有五重对策，可以给1号炉注水。2011年3月地震发生时，大家都为1号炉注水冷却的事情焦急万分。我还记得，那时中国的三一重工企业援助了我们一台长臂泵车，真的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困难。中国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