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6日上午，习近平在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量子通信 京沪干线运管中心同科研人员交谈李涛摄 /本刊

这些“都是大事，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把这六件“小事”置于如此高度。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在人民诉求全面升级的时代，百姓的小事就是国家的大事，人民的期盼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民生的痛点作为改革的着力点、发展的落脚点，把人民的获得感作为改革含金量的刻度表和试金石。

人们看到，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环保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这些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密集出台，环环相扣，回应的都是人民的期盼。与民便利、为民让利，改革红利不断转化为民生利好。

在新发展理念的牵引下，民生的“升级版”工程和百姓的“幸福感”程度相得益彰、积极呼应。这印证着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的执政理念，兑现着“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坚定承诺，彰显着“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追求。

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参加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这是习近平在少先队入队仪式上，为新少先队员系上红领巾鞠鹏摄/本刊

基层最是察民心

6月下旬的冀中平原一片葱茏。《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时隔两年多再次来到河北省肃宁县梁村镇张庄村。这是创新“四个覆盖”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发源地。

2009年以前，张庄村是远近出名的“难管村”，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打架斗殴、盗窃成风，村级组织几近瘫痪。

“一盘散沙”给肃宁农村基层治理带来严峻挑战——民心散了。村民自治由于多种原因异化成了“村官自治”，“半截子民主”，导致干群矛盾多发；经济发展缓慢，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的任务越来越难；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弱化，不作为、乱作为几近常态；农村社会内部蕴藏着不少隐形矛盾“爆炸点”，自我化解能力越来越弱；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后，面对着大部分农民富不起来的窘境??

人类的进步程度，要看一个社会的组织治理能力高低，科学的组织能力越强，发展潜力就会越高，文明发达程度就会越强。反之，就是一盘散沙。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春辉回忆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维稳压力大增，肃宁各级干部产生了必须解决好农村基层治理的强烈愿望。2009年，张庄村等三个村成了群众性平安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农村经合组织、基层党组织“四个全覆盖”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试点工作，探索收获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

如今在肃宁，“让农民自己帮自己、自己管自己”成了一种基层治理理念，村一级建立起综合治理工作站，站长由村支书兼任；每40到60户农户设一综合治理小区，每10户设一综合治理小组，小区长、小组长由村民直接选举党员或威信高的人担任。各村设立5?15人的巡防队，群众性平安组织实现全覆盖。

农村社会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小了，农民成了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主体，群众中蕴藏的能量被激发出来。原来邻里之间、村民之间发生的一些矛盾纠纷没人管，往往越积越多、越积越大。现在。通过小区长、小组长这些党员和威信高的农村“能人”做工作，好多矛盾不用村、乡出面，第一时间就在群众中化解了。

如今在肃宁，村民代表大会不再是摆设，凡事关本村发展的重要事项，都由村代会做出决议后，由村委会执行。在实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全覆盖的过程中，党的有效领导贯穿始终。

如今在肃宁，正通过农村经合组织的全覆盖，解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带领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桥”与“船”的问题。

如今在肃宁，基层党组织实现全覆盖，全县打破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置党组织的传统模式，把党支部和党小组建到经济组织、民主组织和社会综合治理组织中，党的领导拓展到了农村各个领域。

一批有本事、懂经营、会管理、群众认可的乡村“能人”被调动起来“为党所用”，优秀者成了发展党员的培养对象。他们还把发展农村党员的“推选权”交给村民代表，老百姓普遍不认同的，村干部说了也不算。

肃宁“四个覆盖”模式，立足的就是解决由谁来组织群众的问题，从制度设计上提出了怎样组织群众的可行路径。7年来，肃宁县农村治安案件下降了49%，刑事案件下降了36%，农村信访量下降了72%；全县农村经合组织从最初的142家增加到2016年的624家，农业产业化率达到79.7%。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0年的5711元增加到11638元，六年翻了一番多。县域民营经济发展全省综合排名由2011年的第19位上升到2014年的第6位，跻身全省前十强。

2011年7月，习近平同志获悉肃宁改革详情后，对“四个覆盖”作了一段批示，“把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进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肃宁县推进‘四个覆盖’进一步健全了农村基层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组织体系，对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效果也不错，值得总结推广。”

事实上，新世纪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大江南北涌现出了一批基层治理创新，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浙江的“后陈经验”、贵州的“塘约道路”等等。这些创新之所以成功，最突出的共同特点，都是重拾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