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书简”揭露“明治工业革命遗址”抹不掉的罪恶历史

7月26日，反映日本二战时期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韩国电影《军舰岛》在韩国公映。该影片的上映引发日韩两国政府互怼，两年前申遗成功的“明治工业革命遗址”背后的强征劳工罪恶历史再一次浮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劳工同朝鲜半岛劳工一样，经历了苦难的历史，“童增书简”中，有他们亲自的讲述。

韩国借影片《军舰岛》上映要求日本政府兑现承诺

影片《军舰岛》以1945年作为故事背景，讲述被强征至日本“军舰岛”的朝鲜人在地狱般的环境下被迫从事苦力劳动，最后冒着生命危险出逃的故事。电影上映首日，观影人数超过97万，成为韩国电影史上首日观影人次最多的电影。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7月26日就影片《军舰岛》表示：“这不是一部反映史实的纪录电影。”他说：“包括（日本在战争中的）强征劳工在内，日韩之间的财产请求权问题已经得到完全、最终的解决。”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次日表示，无数韩国人曾被强征到日本军舰岛并在严酷环境下服苦役，这是不争的事实。

军舰岛正式名称为端岛，位于日本长崎县长崎市，因形状酷似军舰而又得名军舰岛。1890年日本三菱公司购入该岛，使该岛成为日本著名的煤炭产地。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就开始了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罪恶历史。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征集了大量的中国劳工。二战期间，朝鲜半岛和中国劳工被大规模强征至此，受尽非人折磨，许多人被虐待致死。据幸存者回忆称，劳工们每天只能得到一点点食物，却要在地下1000米的煤矿里工作至少20个小时，一旦生病就意味着死亡，超过20%的劳工死亡率，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狱。

20世纪60年代，随着石油代替煤炭成为主要能源，日本政府开始在全国各地关闭煤矿。1974年，军舰岛也被正式关闭，2009年被当地政府开发为观光项目。2015年7月5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将日本申报的“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军舰岛与分布在岩手、静冈、山口、福冈、佐贺、长崎、熊本、鹿儿岛8个县的明治时期的其他22处建筑物一起，作为“明治时期的日本工业革命遗产”“非西方国家第一次成功引进西方工业化的示例”申遗成功，其中还包括长崎县的长崎造船厂、福冈县的三井三池煤矿和福冈县的八幡制铁厂。

日本政府申遗时，曾遭到韩国政府多次阻拦。之后两国协商一致：日本政府2015年为军舰岛等“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时承诺，将通过建立情报中心等向世人介绍朝鲜半岛劳工被强征等历史事实。同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将这些遗址列为世界遗产名录时，要求日本讲述整体的历史，在申请过程中，日方也承认了强征大量劳工在军舰岛恶劣环境中劳动的事实，并承诺将会在遗址上对这段历史进行介绍。然而，军舰岛上树立的说明牌上，强征和虐待劳工的历史只字未提。对于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兑现的承诺，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借《军舰岛》影片上映之际表示，韩方呼吁日本政府尽快、认真落实承诺。

所谓“工业革命遗址”埋着中韩劳工累累白骨

与电影《军舰岛》里相似的画面，也出现在“童增书简”里。“我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想如此痛苦地活着。我来到一处悬崖边，看到10米多深的悬崖下面光秃秃的，跳下去也有可能摔不死，还得受罪。于是我又转了一圈，找了一个悬崖下面全是乱石堆的地方，觉得肯定能摔死，就准备从这儿跳下去。我一心想死，我一定要死！”这是1993年当时64岁的幸存劳工李良杰在写给童增的信里所描写的。

1943年秋，李良杰在自家菜地里浇水时，被日本兵强掳至日本福冈县田川市矿业所。对于一个不满14岁的少年来说，最大的磨难不仅在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猪狗不如的生活，不仅在于生病即意味着被遗弃等死的恐惧，更在于每天耳闻目睹的工友们受折磨时的哀嚎以及凄惨无比的死。

在工友们的关怀下，李良杰没有跳崖，咬牙活了下来。然而，残酷的现实令他最终忍无可忍，1945年6月，他逃亡了，但是没过多久就被日本人发现。“日本人带着洋狗追赶我，前面是悬崖，而崖的下面是大海。我无路可走，插翅难逃，更了解被抓回去的后果。想到这里，我一纵身跳进了茫茫大海，消失于海浪之间，水性颇好的我不知游了多久，筋疲力尽，晕了过去……”

以上是李良杰给童增亲笔信里所描写的片断，如今收录在“童增书简”里。“童增书简”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童增撰写的《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万言书”，发起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继而收到近万封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受害者及遗属的来信，这些来信被统称为“童增书简”。与李良杰一样，被强掳至日本九州地区，在三菱、三井煤矿被奴役从事挖煤工作的劳工及其遗属的来信，在“童增书简”里，一共有247封。

劳工刘祥义在信中这样写道：“每时每刻都由监工看着，没有半点自由，煤场周围都安上了铁丝网。有持枪军人看守，凡是逃跑的工人，格杀勿论。铁丝网前，每天都有被打死的工人。工人有病，不给治疗，死了扔出去了事。”

劳工赵林怀的女儿赵秋环说：“有一次瓦斯爆炸，他（父亲）刚出洞口，日本人就把洞口堵住，洞里边还有很多人，都死在洞内。”

劳工雷福祥之子雷兆英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父亲回归有望，合家欢乐”，“全家人苦难的日子熬到头了，该有出头之日了，可当看到父亲是被同去的伙伴们抬回来，骨瘦如柴、面无血色一个半死不活的废人，全家人的希望落空，幻想变成泡影，同时带回来许多骨灰罐。”

劳工王荣回忆道：“我们去的500余人，随后又去了1000余人，合并一起1600余人，回来700人，其余全部死在日本。”

以上“童增书简”里描述的这些悲惨的事实，全部发生于日本所谓的“明治工业革命遗址”所包含的23个区域里，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所谓的“工业革命遗址”当年的繁荣其实是建立在中韩劳工的累累白骨之上，军舰岛上发生的罪恶，不过是其中一个极小的历史缩影。

2015年6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基于“童增书简”里劳工及其遗属们亲笔书写的大量受害事实，曾致信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侵犯了二战受害国的权益，有违伦理、人权，有违《联合国宪章》。‘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肯定‘不能展现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舞台’，相反，不计其数的中韩两国平民奴工在矿山中被囚禁，只能证明其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黑暗舞台’。”在这封信里，童增还附上了受害幸存劳工于上世纪90年代写给他的7封信的扫描件，结果如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今年7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再次致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表示严正抗议：“我们代表中国受害劳工，再次向贵组织提出抗议，请贵组织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行，真诚地向受害国谢罪道歉，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在该‘遗址’建立受害者纪念碑，并将当年被奴役于此的被掳劳工的姓名刻在石碑之上。”

让加害企业在加害地建碑立言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此前，因花冈诉讼和解，日本西松建设株式会社在信浓川建立了纪念碑，将被掳中国受害劳工名字刻于碑上，以示道歉与祭奠。日本三菱综合材料向中国受害劳工谢罪的同时，也承诺在中国受害劳工当年作业场所建立纪念碑。此次，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严正要求日本政府在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建碑谢罪”合情合理，合乎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