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当今世界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时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必然对守成大国发起挑战,从而触发世界范围内的冲突,犹如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和斯巴达。冲突的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两个强国都走向衰落。中国在总结60多年大国外交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希望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刘洪(特约主持人新华社《环球》副总编辑):大家好,我是刘洪。这里是国家行政学院和新华网联合策划的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必须处理好与现有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也不例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力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令世界瞩目。中国外交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提出这样的大国相处理念?“修昔底德陷阱”真的可能被避免吗?本期探讨的主题是“改变历史走向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请来了资深外交官、中国中东问题前特使吴思科,资深外交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苏格。欢迎两位的到来! 【嘉宾介绍】 吴思科,1946年生,安徽人,高级资深外交官,中国知名外交家。曾任外交部亚非司处长、副司长、司长。2000年至2007年先后担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驻埃及大使兼驻阿拉伯国家联盟全权代表。2009年3月起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是十一届政协全国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苏格,1952年生,陕西人,资深外交官,外交政研界著名学者。先后执教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北京外交学院。2003年至2006年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2006年至2009年任中国驻苏里南大使,2009年至2013年任中国驻冰岛大使。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其心血之作《美国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好评如潮,连续四次印刷,一时洛阳纸贵。 系列高端访谈《大棋局》第二期:《改变历史走向的新型大国关系》。嘉宾由左到右依次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苏格、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吴思科和特约主持人刘洪。新华网发 刘洪: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今天谈到大国关系,往往就会提到“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就从这个“修昔底德陷阱”说起。这个陷阱给世界怎样的启示? 苏格(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修昔底德是一个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有一部非常知名的著作,叫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部战争史谈到的是,公元前400多年在我们今天所在的希腊等地方,一些城邦国家之间征战的历史。它所揭示的主要是一个案例。当时有两个城邦,一个是雅典,另一个是斯巴达。迅速崛起的雅典是后起之秀,这引发了原有城邦国家斯巴达的恐惧和警惕,老大感觉到老二要取而代之。最终它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凡是新兴的大国要挑战原有大国的话,战争就不可避免。 为何谈到“修昔底德陷阱”,我们经常把这个概念和中美关系联系起来?这得从哈佛大学阿里森教授谈起。大概在2012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中美之间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会不会形成新的冲突。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是比较耀眼的一颗明星,正如中国古语所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阿里森教授在文章中想说的是,中国以后会不会挑战美国、伤害美国的利益?美国作为一个传统的霸权,会怎样针对中国的崛起?所以,他就把中美之间未来会不会出现冲突,用历史上伯罗奔尼撒中间的一些历史典故来形容。所以,他就说这是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看中美能不能跨过去。 刘洪:正如苏院长所说,“修昔底德陷阱”说的就是新兴大国与守成霸权之间的关系。历史的经验弥足珍贵,苏院长,他们跨过了“修昔底德陷阱”吗? 苏格: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历史上所谓的新兴大国挑战既有大国的情况,大概有15次。在近现代史上,有4次是相对和平的,有11次是通过战争。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本来就没有“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在中国的崛起当中,能不能避免我们过早地被强国瞄准器的光环锁中,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刘洪:吴大使,您看中国有智慧跨过“修昔底德陷阱”吗? 吴思科(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在进入21世纪的前夕,当时曾经有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提出进入新时期人类面临众多的挑战和问题,怎样解决。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就是需要运用中国两千年之前的智慧,用儒家智慧来解决这种问题,也就是“和”。大家意识到,新的时代不能让“零和游戏”去主导了,这是很危险的。 刘洪:就是我们中国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文化不同崛起的路径不同? 吴思科:对,中华文明讲究的一种 “和”、“共”,是合作共赢的思维,这是中国的文明。我们信奉的不是“零和”和“赢者通吃”。“赢者通吃”意味着你赢了、你通吃。于是,被征服者肯定是不服气的,等他强大了,又会进行报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世界就没完没了。 这是中国的文化底蕴和政策。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合作共赢、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提出了一些引领国际秩序的重要主张。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讲到我们现在进入了新的时代,我们的身体进入了新的时代,我们的脑子也得进入新的时代。不能还用“零和”游戏的老思维,害人又害己。 刘洪:中国现在崛起的大环境怎么样?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战略机遇期,有的说现在是挑战严峻。 苏格:谈到中国现在的崛起,我觉得像习主席所讲的,中国现在面临着两个“前所未有”。一个“前所未有”是,以前中国在整个世界舞台中靠得比较远一点、比较偏一点、在旁边一点。而现在的一个提法就是说“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 第二个“前所未有”就是,习主席经常讲的我们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中华民族现在面临一个怎样的时刻?就是要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的时刻。我们现在离实现中华民族腾飞、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蓝图就差一步之遥了,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这个目标了。 刘洪:我们的确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这一目标,但我们面临的国际局势也越来越复杂。 苏格:在整个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崛起面临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如何把握航向,我写了一篇文章是《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全面领航》,现在冷战思维不改的人还大有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把握住我们的战略机遇期迎接挑战,这对我们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 刘洪:的确如此!身体已经进入21世纪,但是思维还留在20世纪,经常看到一些政客经常发表一些出言不逊或者有违国际常识的表态。吴大使,您看这些言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吴思科:它的影响力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如果过去那时候一个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打起来后,一个替代一个了,可能就是相对局部的战争。 刘洪:现在打起来就是世界战争。 吴思科:的确是,现在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世界性灾难,毁灭人类的灾难。我们经常讲用“中国智慧”对国际秩序进行治理,怎么样让国际秩序更完善、更均衡,更能代表各个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这确实是需要智慧。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现实的政策主张一脉相承,是一致的。 刘洪:那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能够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不以战争来解决,而是以合作、共赢的方式? 苏格: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恐怕要完全回答好,那得一两本专著才行。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的,历史有时候也是很无情的,有的国家成功崛起,有的国家功败垂成。在一个大国崛起当中首要的还是它的内因起作用,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等,包括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另外还有科技进步等等,是一个综合工程,这是最重要的内因。 另外,还有一个接纳它的国际环境,我觉得我们现在正是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关头。当然,大国崛起一种是靠武力崛起,一种靠着和平崛起,中国走的一定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亚太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进程。在这个进程当中,我想如果再过几十年之后,我们的后代要看到中国崛起的历程,一样会感觉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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