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孕育新动能

重塑新的比较优势，培育新的增长动能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当前我国出现的区域经济增长分化的基本态势，您认为原因有哪些？您如何看待这种区域分化？

孙东海：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找原因。从历史角度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不是站在同一起点上的。我国对外开放战略是从沿海向内地梯次推进的，东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赢得政策支持、融入全球化进程、集聚各类生产要素等方面早于中西部、优于中西部，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其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已领先中西部许多，其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普遍好于中西部地区。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为例，江苏有4.7万家、广东有4.1万家、浙江和山东各有4万家，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有2.3万家、安徽有2万家，其他的省份都在2万家以下。这种差异既反映了发展水平的分化，也影响着未来的增长潜力。

从现实来看，在面临增长阶段转换、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挑战下，东、中、西部地区的增长动力也出现了分化。以广东、江苏、浙江、上海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的地区，经济增长稳健、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和新动能发展空间很大。以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为代表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比较集中的省份，属于加工制造业密集型的地区，增长动力还比较充足。以东北三省、山西、河北为代表的资源型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面临着艰巨的转型压力，培育新动能需要较长时间。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一些积极性的变化，一些资源型省份扭转了2013年以来的下行趋势，实现了经济触底回升。如今年一季度山西GDP增长6.1%，创近3年来一季度最高增速和最好开局。吉林GDP增长5.9%，实现平稳开局，回到了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开始步入了增长的正常轨道。

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乃至区域文化的差异，加之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转型，出现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现象。这种现象也反映了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区域比较优势的构成要素出现了新的变化。如何适应这种新变化，重塑新的比较优势，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徐东良：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发展阶段不同。东部地区大多进入工业化后期，可以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大多仍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需要也有条件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速。二是资源禀赋差异性。东部地区具有市场、资本、区位、人力资源、科技等多重优势，经济增长根基厚重。而中西部部分地区受区位、历史等因素制约，经济结构仍以资源型产业和重化工业为主，需要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兴产业两端同步发力。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调整”效应。新常态下开启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赋予各区域不同的改革任务，面对这些任务，各区域实施的改革政策具有差异性，这必然带来经济板块的重新调整，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分化。

当前我国出现的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态势，总的来说，对区域间实现均衡发展是有利的。第一，有助于区域间实现均衡发展。东部地区发展起步早，已进入追求质量、追求创新阶段，经济增速已不是其主要考量。而中西部地区要与全国同步小康，必然需要较高的经济增速。第二，有助于区域间实现互补发展。当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中西部地区很多供给还不能满足需求，而东部地区很多产业已经过剩，这有助于东西部地区互相利用对方优势实现互补发展。第三，有助于不同区域更好融入全球化。“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的逐步落地，分化发展带来区域间比较优势重组，不同地区可以利用自身比较优势“错位”吸收全球生产要素，实现全球化时代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