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模范自治区”：听亲历者讲述内蒙古70年

这是一封发自陕北的贺电。发电时间：1947年5月。发电人：毛泽东、朱德——

“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在兴安盟王爷庙的一所礼堂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当年5月1日，选举产生自治政府组成人员，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比新中国成立早了两年多。

革命战争年代，蒙汉等各族人民的血洒在一起；和平建设时期，各族人民的汗又流在一起。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施行，让在我国版图上形似一匹奔腾骏马的内蒙古，在祖国北疆真正驰骋起来。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内蒙古就被周恩来誉为“模范自治区”。如何让这一金字招牌永放光彩？几十年来，草原各族儿女念兹在兹，从未忘记走过的路，更没有忘记为什么出发。

红色求索路

开国少将之子至今在放牧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呼和浩特的一处住宅，94岁高龄的云曙碧坐在沙发上，银发稀疏，身形瘦削，精神矍铄，她是第一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的长女。

《与爱同行——我的人生之路》一书摆放在茶几上，这是云曙碧前几年出版的回忆录。17岁就奔赴延安的云曙碧，上大青山打过游击，下土默川闹过革命，解放后更是与新生的内蒙古自治区风雨同舟。

“回头看，在那踏下足迹里，有欢笑，也有泪水；有喜悦，也有忧伤。但毕竟欢乐多于泪水，喜悦多于忧伤。”一本书，容纳不了老人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更多的内容，被写进史书，写在草原，铭刻在老人的心底——

在进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有人主张搞快一点，自治区党委深入研究民族地区的情况，认为不能急于求成，必须结合实际，稳妥进行。党中央根据内蒙古的经验，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政策，顺利地引导我国各少数民族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当今世界，由于民族问题困扰，一些国家不得安宁。我们中国早在70年前，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解决了这个问题。”云曙碧抚今追昔，感喟内蒙古的今天来之不易。

民族区域自治，没有先例可循。70年来，作为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探路者的重任，上至自治区党委政府，下至村两委，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啥事都得做在最前头。”当记者从呼和浩特出发，到访千里之外的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萨如拉图亚嘎查(村)时，62岁的廷·巴特尔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似乎在总结当了40多年村干部的“从政”心得。

在外人眼中，作为干部子弟，巴特尔原本可以从政，可以经商，至少可以回城找份工作。他父亲廷懋是1955年授衔的少将，“文革”后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1974年，巴特尔高中毕业，成为一名知青，要去萨如拉图亚嘎查插队。“别去那个地方，我在那里打过土匪，那是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姨父对他说。

“那正好，我去了，就不回来了。”巴特尔顺口一说，结果“一语成谶”。

在军区大院长大的巴特尔，小时候生活优渥，家里有保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现在说来你们可能都不相信，那时嘎查的蒙古包可不是白的，都是黑的。为什么？点煤油灯、煮饭烧火长年累月熏黑的。”刚到牧区，巴特尔无所适从，烧的是牛粪蛋，坐的是勒勒车，白天领着牛羊跑，晚上围着油灯转。

不过，巴特尔很快就喜欢上了牧区生活，如鱼游鹰翔，不但学会了骑马、放牧、打草、做饭，“还能够驯服烈马，那会儿我性子野，愣头青。”

1975年，巴特尔担任生产队副队长，两年后，当队长。表现突出，工作出色，很多人都猜测巴特尔会第一个返城，结果他成为60多位知青中唯一一位扎根牧区的。1981年底，他和“村里的小芳”——嘎查姑娘额尔登其木格结婚，有了自己的蒙古包。

家庭联产承包的春风吹到了草原。上世纪80年代初，嘎查分自留畜时，队长巴特尔定了条规矩：知青不能养自留畜。“当时知青只剩我一个，这条规矩实际就管我自己。”

巴特尔和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孩，就做了节育手术。“按政策当然可以再生，生了，怎么理直气壮地去要求别人，尤其是汉族村民计划生育？当时那可是‘天下第一难’！”

后来，推行草畜双承包，巴特尔最后一个领牲畜，剩下的非老即弱，分到的草场也最差，“除了碱就是白沙，风一吹，草场就白沙弥漫。”

看到巴特尔“以身作则”分到的牲畜和草场，妻子抱着孩子哭了。“哭什么，事在人为。”巴特尔在嘎查里第一个搞起了草场围栏，划区轮牧，他的牧场得以休养生息，水草丰美起来。

接下来，巴特尔又第一个“减羊增牛”，尝到甜头后，他动员嘎查牧民“只养牛不养羊”，见人有顾虑，他承诺：“赚了是自己的，亏了我来赔。”如今，嘎查牧民都成为巴特尔的“粉丝”。

“10年后家家住上砖瓦房，20年后户户开上小汽车。”这是巴特尔1993年当选嘎查党支部书记时的诺言。“现在看，我没有食言，都还提前实现了目标。”他黝黑透亮的脸上写着满足。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巴特尔是这样，“生命一分钟，敬业六十秒”的牛玉儒是这样，提前三年从正厅级岗位退休、已在戈壁滩上栽下3500亩梭梭林的苏和也是这样……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执政骨干，始终和草原各族人民，心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

黑色变奏曲

被改变的命运，被改变的边疆

当巴特尔和他的牧民兄弟们作别“靠天养畜，逐水草而居”时，内蒙古的工业早已挥别“轻工业皮毛匠，重工业钉马掌”。

“组织上决定调你去支援建设包钢。”1958年，鞍钢一声令下。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张国忠带着妻子来到了包头。

一甲子后，90岁的张国忠面对记者，仍对当时走出包头东河火车站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昏黄的天空，不时扑脸的黄沙，远处低矮的平房，狭窄的马路，以及寥寥无几的行人，“与我生活过的沈阳、鞍山相比，简直天壤之别，用‘一片荒凉’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先后动员7万多名专业技术人才落户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张国忠正是其中之一。

国家在“一五”期间建设156个重点项目，仅在包头就布局包钢等6个项目。1954年，来自五湖四海的8万多名创业者，汇聚北疆戈壁，援建包钢。1959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保证重点支援包钢》。“当时从鞍钢来支援的人很多。”张国忠说。

“你真是雪中送炭，矿山建设正需要采矿工程师。”一见面，包钢领导就告诉张国忠。他科班出身，1949年毕业于东北大学矿冶工程系，8月到鞍钢采矿部做技术员，3年后成为工程师。

张国忠被派往白云鄂博，为建设中的高炉筹备矿石。在白云鄂博时的劳动场景，张国忠终生难忘：零下30多摄氏度，狂风暴雪刮得人睁不开眼，豆大沙粒抽打在脸上钻心的疼，工人们穿着白茬皮袄，皮帽子上扣着柳条安全帽，呼天喊地的劳动号子响彻云霄；夜晚，一起挤在帐篷里，挤在干打垒的土坯房里；端起饭碗，上面一层是刮进的沙土，嚼在嘴里嘎吱嘎吱地硌牙……

一个日子，张国忠刻骨铭心——1959年9月26日，包钢1号高炉首次出铁，终结了内蒙古“手无寸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