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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交出近300份问题清单 回顾中央巡视“热词”

2017-06-22 07:00:40 阚枫 来源:中新网  责任编辑:周冬   我来说两句

中新网北京6月22日电(记者 阚枫) 随着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巡视反馈结束,十八大以来如期实现一届任期内中央巡视全覆盖,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近5年时间,12轮巡视,近300份“问题清单”,巡视这柄“利剑”尽显威力的同时,也给中国社会留下诸多反腐热词。

——近亲繁殖

在巡视组列出的问题清单中,“近亲繁殖”这一表述曾高频度出现。回顾近5年来的中央巡视,曾被巡视组点名存在“近亲繁殖”的单位就包括中海油、中石油、人寿集团、中国社科院、工商银行、太平集团、农发行等。

对于“近亲繁殖”的严重性,2016年4月,工商银行在巡视整改通报中透露,巡视组曾在其单位发现,“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

最近,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防止“少数人选少数人”》的文章,谈国企事业单位“近亲繁殖”问题。

文章称,任人唯亲,公权“私有”,把单位变成“家天下”的做法,直接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少有能耐、会干事的人因前途渺茫而最终选择离开,也有一些人或是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或是开始“琢磨人”“找靠山”,极易造成“圈子文化”“山头主义”,败坏的是党风政风,损害的是单位形象。

——能人腐败

这一词汇首次亮相中央巡视,是在2014年10月中央巡视组对江苏的反馈意见中。巡视组提出,江苏“基层权力寻租机会较多、空间较大,‘能人腐败’问题突出”。

当年11月,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解释“能人腐败”时,曾以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举例,阐释“能人腐败”中具有“一俊遮百丑”的迷惑性。文章称,万庆良在主政揭阳时,就曾经创造过被媒体称作“欠发达地区突破重围的成功模式”。

这篇文章称,一些腐败“能人”因其有能力、有魄力,曾经想做事也做成了事,下级大都惟其马首是瞻,上级有时则“用其能、忍其腐”,慢慢使其变得妄自尊大、骄横跋扈,甚至无视党纪国法,影响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对他们的坚决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维护党员干部队伍形象、营造清正廉洁的良好环境。

——山头主义

2014年10月,“山头主义”一词在中央巡视反馈中首次“亮相”。在巡视河北时,巡视组指出,河北省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建议严格党内生活,坚决抵制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山头主义。

当年11月,新华社发表时评称,中央巡视组的这一表态,是向一些领导干部权欲膨胀、“占山为王”发出警示信号。

评论指出,个别手中有实权的领导干部,权欲观念作祟,各搞一摊,各唱各调。他们将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将上下级关系看成人身依附关系,将国家资源当成自己的私产,将下级干部当成“家臣”。

2016年10月,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

——靠啥吃啥

在2015年,中央巡视组对央企的巡视反馈中,多家央企被曝存在“靠啥吃啥”的现象。

比如,宝钢被指“靠钢吃钢”,利益输送问题严重;国电集团被指“靠山吃山,违规参与本企业经营谋利”。在国家电网公司,巡视组在建议中明确指出,“纪检组要认真履行监督责任,严肃查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靠电吃电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核查巡视组移交的领导干部问题线索。”

2016年10月,中纪委网站刊文指出,从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巡视反馈通报看:超半数省区市在工程、土地领域问题较为突出;近九成央企存在“靠啥吃啥”、利益输送问题。

——酒桌文化

这一词汇出现在2016年6月中央巡视组对于安徽“回头看”的反馈中,“酒桌文化尚未得到有效治理”,是安徽巡视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具体表现之一。

针对巡视组的点名,安徽“回头看”的整改中下发了“最严禁酒令”,规定全省除外事接待、招商联络外,所有公务接待不准饮酒,公务人员工作日不准饮酒,并实行每周零报告制度。

针对巡视组“酒桌文化”的表述,新华社在当时曾发表评论称,一些地方“酒桌办公”仍然屡禁不绝,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身上存在无视规矩、贪迷于“吃喝办事”的畸形“权力观”。当权力从办公桌转战酒桌,当公务办理变成“吃喝办事”,规矩和底线往往在推杯换盏中被扔在一边,交情和利益成了“通行证”,酒桌也就成了交易的舞台。

——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

在中央巡视组12轮巡视列出的问题清单中,“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这个问题表述字数很长,也很罕见。

2015年6月,巡视组对中国移动的巡视反馈中,该企业被指对外合作领域腐败风险高度集中,围绕少数企业领导人员形成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蚕食、围猎国有资产。

对这一全新的表述,2016年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反腐倡廉蓝皮书》给予了解读。这份蓝皮书指出,部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亲属违规办企业,第三方业务占比过高引发利益输送,特定关系人利用领导人员职权牟利,出现了“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

——一家两制

这是中央巡视组在巡视浙江时发现的问题。2014年7月至9月,中央巡视组巡视浙江时发现,“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手段隐蔽。”

对于“一家两制”,当年11月,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发表题为《莫让“一家两制”成为官员“绊马索” 》的文章进行解释。所谓“一家两制”,是指家庭成员中既有人在体制内工作,有稳定收入;又有人在体制外做事,收益受市场调节。

这篇文章还称,回想一下,这些年来因为“一家两制”、家庭成员之间共演贪腐“双簧”,最后导致官员落马的例子的确不少。文章列举案例称,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被指控的7起受贿行为中,其中5起皆有其儿子的“身影”,其妻和其子均为涉嫌向其行贿的倪氏公司股东和高管。还有苏荣和他的妻子于某,张曙光和他的妻子王某……

——红顶中介

这个词汇曾出现在中央巡视组对于环保部、农业部、交通部、安监总局等单位的反馈意见中。

例如,巡视组在安监总局发现,协会学会充当“红顶中介”和“二政府”,“靠机关吃企业”问题突出;在农业部发现,行政审批领域“红顶中介”、迂回型权钱交易等权力寻租问题突出,一些协会、学会从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对于“红顶中介”现象,中国纪检监察报在今年5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谈到:这些被称作“二政府”的“红顶中介”借行政审批权的“虎皮”,以服务名义向企业“揩油”。最为典型的就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手续、关卡、资质、认证等,蚕食简政放权红利。

文章称,说到底,“红顶中介”背后是权力在撑腰、利益在熏心,对于那些“嘴上喊改革、心里怕改革”的相关部门和党员干部,要压实责任、严厉问责。要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加大对审批权力的监督力度,推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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