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难在哪，堵在哪？ 这个县城坚持17年

刘锦芬给出三个答案——

最早，垃圾随产随扫，街头江边一倒了之；

17年前，她所在的广西横县马鞍街社区，给每户发了一红一灰两个垃圾桶：一个丢可堆肥的生活垃圾，另一个丢其他垃圾；

如今，她家经营的卷筒粉小吃摊，摆了四个垃圾桶：一个放客人吃剩的粉，拿去喂鸡；一个放一次性筷子，送给邻里烧火；一个放饮料瓶，集中卖废旧；一个放塑料袋等。

从没有桶到两个桶再到四个桶，刘锦芬家的“垃圾倾倒史”，恰是广西横县探路垃圾分类处理的一个缩影。

2000年9月，饱受“垃圾围城”之苦的横县，被逼上梁山，开始了自发的垃圾分类实践。

17年探索，横县县城垃圾分类覆盖面已超过70%，分类投放正确率达90%以上。越来越多的市民，像刘锦芬一样，已把垃圾分类当成习惯。

在生活垃圾产生量迅速增长、环境隐患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实施生活垃圾分类，能有效改善城乡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进而促进“两型社会”建设。不久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大道理，都能理解；真实践，道阻且长。国内自2000年起就在诸多大城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虽历经多年努力，成效难言乐观。

难在哪，堵在哪？从“人人都是垃圾生产者”到“人人都是垃圾分类者”，习惯如何养成？小城横县的实践，值得解读。

堆“圾”成山

“揣着铁棍，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敢出门偷倒垃圾，哪里是做工，简直是做贼”

“突……突……突……”一辆手扶拖拉机，打破了乡村夜的宁静。

坐在车上的吴文坚，手握铁棍，紧张四顾。

突然，几声狗吠传来。吴文坚的心，跳到了嗓子眼。所幸无事，顺利抵达。

“倒！”“走！”

“突……突……突……”卸下一大堆垃圾，拖拉机喘着粗气，迫不及待地钻进夜幕。

忆及20年前提心吊胆的工作场景，吴文坚感叹不已：“揣着铁棍，等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敢出门偷倒垃圾，哪里是做工，简直是做贼！”

1992年，吴文坚进了横县环卫站，“那时，县城几万人，垃圾少，工作清闲稳定。”

扫了三四年大街，吴文坚慢慢发现，县城垃圾渐多，工作量陡然增大。再后来，吴文坚等壮小伙，被领导安排了“特殊任务”——偷倒垃圾。

吴文坚称之为“打游击”：白天踩点，晚上行动。“点”，一要离县城近，二要周边无人居住，三要能开进拖拉机。行动，在夜色掩护下速战速决。怕被人发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个点倒一两次就再不敢去。

有天晚上，已经10点。正在偷倒垃圾的环卫工们，被前来甘蔗林巡看的村民发现。“干什么的！？”一声大吼，环卫工们吓得落荒而逃——3车垃圾，才刚刚倒了半车。

从“城市美容师”到担惊受怕的“游击队”，吴文坚着实憋屈，憋屈背后则是无奈。

“以前，垃圾处理根本不是问题，果园农田争着抢着拉去沤肥；后来，生活好了，包装袋、塑料瓶等越来越多，杂七杂八，既难分解又难分拣，白送给农民都不愿意要。”县环卫站站长施培杰说。

随着城区建设规模扩大、人口数量增多，垃圾产量大幅上升。“上世纪80年代，县城垃圾日产量才十来吨。到90年代末，猛增至六七十吨，每年还以5%至8%的速度增长。”垃圾增长之快，让县环保局党组副书记陈洪为惊讶不已。

堆积成山的垃圾，总得有个去处。丢哪儿？

一开始，县环卫站在城郊殡仪馆附近找了几亩地做填埋场，没多久就填满了。垃圾太多，处理简单，又无法及时清运，填埋场臭气熏天。附近居民受不了，抬来电线杆卡住门口，阻挡垃圾车进场。

广西横县民族中学学生在检查值日生垃圾分类是否正确。

“上山下乡”，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然而，“游击战”越来越难打。偷倒再隐蔽，总有被发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村民，知道了是环卫站“干的好事”，冲突时有发生。

“运气差时，被村民抓住围住骂娘，轻则清理现场，重则扣车、赔钱，实在丢丑。”令吴文坚印象深刻的，有两次。

一次，几个同事拉着3车垃圾，来到马岭镇清泉村。还没来得及倾倒，就被闻讯赶来的七八位村民围住。“县城产的垃圾，凭啥拉来臭我们？”“人扣下，车砸了！”好说歹说，赌咒发誓永不再来，村民才放行。

另一次就没这么走运，两辆垃圾车在云表镇某村屯被村民扣了几个月。最后，靠县公安局出动警力，才将车开了回来。

“今天的垃圾倒出去了，明天的不知往哪儿倒。活，越来越难干。”吴文坚说，这种“清洁城市、污染农村”的做法，大家伙心里都不好受。

受累，受惊，还受气，不少环卫工人难以忍受，辞职走人。

进口，越来越大；出口，越来越紧。堆“圾”成山，成了常态。

依山傍水的清秀小城，“被垃圾搞得邋里邋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