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为祖国澎湃——追记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

“拼命黄郎”——“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黄大年办公室。茶几上一盆淡黄色的菊花，幽幽地开着。沙发靠门一块白板上各种公式和图形，定格了主人当时的学术思考。

墙面上一张巨大的表格吸引了我们，它覆盖整面墙甚至一直延展到天花板——这是黄大年2016年的日程表，密密麻麻：

赴西北地区指导地方科技建设；到发达地区指导经济转型；省内部分地区调研地方产业转型；“千人计划”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评审……

回国７年，黄大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出差。他出差有个独特的习惯，常常订夜里的航班。

“白天开会、洽谈、辅导学生，到了晚上别人都休息了，他就坐午夜航班去出差，即使在飞机上，他还在改PPT，因此人送绰号‘拼命黄郎’。”

“拼命黄郎”的一天大多是这样度过的：

早起，冷水洗脸，一大杯黑咖啡，转头埋在小山似的资料中。

中午，大家去食堂，他盯着电脑喊一声：“两个烤苞米。”没有烤苞米，他就从书包里掏出两片皱巴巴的面包。

下午，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校内外的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找他请教。

半夜，他不出差就加班，有时还会和一些专家电话交流。

“黄老师经常会接到一些单位的电话，就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棘手问题征询意见，时间多半是在后半夜。”

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中船重工、浙江大学……多个部门和机构里，我们都能找到和黄大年相熟的专家。就连黄大年团队里的成员，也很难搞清楚黄大年同时在承担多少工作。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担心：“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这么下去，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

这位“拼命黄郎”却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恨不能一分钟掰成八瓣儿用的“拼命黄郎”将自己的生命发挥到了极限。昏倒和痉挛的频率增高了，劝他去体检，他总以忙来推脱……

黄大年陀螺一样转着。墙上，2016年11月的日程表记录着他生命中最后的行程：北京——宁波——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长春——北京——成都。

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之后再没任何记录。看着我们疑惑的眼神，黄大年生前的助手、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于平哽咽了——

那天凌晨2点，北京飞成都的最晚航班刚一落地，黄大年被急救车接走。

“病人什么情况？”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室内，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问同行的人员。

“胃很疼，在飞机上就昏过去了。”

“他吃什么了？”

“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可乐？”医生皱皱眉头，伸手想抽出病人怀里抱着的笔记本电脑为他做初步检查，却被对方抱得死死的。黄大年醒来第一件事就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然后长舒了一口气，对旁边同行的人员说：“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天刚擦亮，黄大年就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病房。护士赶过来劝他做进一步检查，他却一边往嘴里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一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等结果的那两天，他又去北京出了趟差。

检查结果出来了：胆管癌。

肿瘤已蔓延到胃部和肝部……

“他为什么这么惜时不惜命？”

采访中，我们问过许多人这样的同一个问题。

著名科学家施一公最了解这位老友：“在科学的竞跑中，任何取得的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总会有极其强大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就是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本领恐慌”，成为黄大年玩命工作的动力来源！

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杨长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追求事业和梦想的常态，他努力想超越最先进的成果，他就得加班加点地付出。他要不断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东西，才能一点一点地提高、赶超。”

也许，这就是“拼命黄郎”的内心世界。

爱国情怀——“海漂”18年，难忘初心：“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

走在地质宫前的文化广场上，眼前这座建筑庄严肃穆。

我们不由得又想起了李四光，想起这座建筑的设计者梁思成，想到黄大年，心底突然涌出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那句名言：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在黄大年身上，我们更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

不少人不理解在国外已功成名就的黄大年的选择。他们在问，如果黄大年还活着，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会选择回国吗？

采访中，我们将这个问题抛给了不同的被采访者。

“我想会的！” 黄大年的弟弟黄大文肯定地说，“父亲生前总和大年说，他是有祖国的人，要做个忠于国家的地质人。”

1958年8月28日，黄大年出生，父母是广西地质学校的教师。

黄大年快乐的童年时光，是在父母用心的教育和陪伴中度过的。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记忆中，父亲经常提到的那些科学家模样都差不多，“清瘦”“和善”，“带回来的行李箱中满满都是书”。

黄大年的父母是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伴随新中国成长的艰辛奋斗中，他们隐忍克己、朴实包容，只讲奉献、不图回报，对祖国自始至终表现出忠诚与责任。

黄大文知道，父母病逝未尽孝床前是哥哥心中永远的痛。

2004年3月，父亲突然病重，进入弥留之际。此时，黄大年作为英国ARKeX公司派出的代表，与美国专家一起在1000多米的大洋深处，进行“重力梯度仪”军用转民用领域的技术攻关。如果不是英国导师极力推荐，美方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攻关进入关键阶段，黄大年把眼泪咽到肚子里，坚持做完试验。再次回到陆地时，父亲已入土为安。

两年后，美国空军基地，同样的试验从潜艇搬上飞机时，母亲病危。临终前老人以越洋电话嘱咐爱子：“大年，你在国外工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早点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情……”

父母的教诲，黄大年怎能忘记？！

“会回来的！”黄大年的大学同学异口同声。

1982年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这个连年的三好生留校任教。他在毕业赠言册上简短有力地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同学毛翔南保留至今。

1993年初冬，学校要送黄大年去英国利兹大学深造。同学林君去送行，“他冲着我们使劲挥手，大声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林君回忆说。

母校“以艰苦奋斗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为祖国找矿为荣”的专业教育早已刻进他的心里。

“我理解他这个人，在英国优越的环境里，黄大年觉得自己已经摸到天花板了，回国，既是突破自己，又是报效祖国。”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说。

高平是最早动员黄大年回国的人，可后来又有些犹豫：“大年，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国内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工作环境，都比不上英国。”

她盼着黄大年回来，但又怕他后悔。

当时，作为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发部主任，黄大年是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他带领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高配”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而妻子则在伦敦开了两家诊所，女儿在英国上大学，一家人生活优裕、事业骄人。

但回国的决心黄大年是从一开始就下了的：“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

时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至今保留着黄大年从英国给他回复的一封邮件：“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

2008年，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开始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简称“千人计划”）。

刘财只是试探性地把这一消息发送给了黄大年，没想到，他立刻启动回国。仿佛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时刻。

18年的英伦生活，毕竟有很多积淀、很多不舍。

他的科研团队再三挽留：“伙计，别走，你在这里，我们会有更多成果。”

可他知道，他的心里无论如何放不下那片温暖而辽阔的父母之邦……

朋友们不理解，年过半百，正该安享人生，为什么还要折腾？

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外的事业再成功，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强大。只有在祖国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没给自己留后路，他用最短的时间，辞职、卖掉别墅、办好回国手续。妻子张燕也以最快的速度、最便宜的价格处理了自己的诊所。

那天，处理完诊所的售后事宜后，蹲在那一堆堆她不得不舍弃的中药及医疗器械里，张燕失声痛哭……

十八年的剑河生活，就这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黄大年回来了，成为东北地区引进的第一位“千人计划”专家。

高平很懂他：“是‘千人计划’成就了他，让他义无反顾、全身心地实现理想抱负，抒发他的爱国热情。回国，使他将事业和情怀融合在一起。”

回国这7年，是他人生高速运转的7年，是他带领团队高放“卫星”的7年，也是他被病魔一点点吞噬的7年……

整理黄大年遗物，王郁涵在他卧室床头柜的三个抽屉发现了满满的花花绿绿的治肝病的药，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不知有多少个深夜，黄老师靠着这些药物熬到天明。

当一次次从晕厥醒来，当一次次在外奔波舍爱妻独守家门，当女儿的婚期因他的忙碌而一次次被迫推迟，当一次次深夜中被病痛折磨得辗转反侧……

黄大年，你真的不后悔吗？

“回想当初的选择，我没后悔过。”记者在黄大年留在母校的一份工作自述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回答——

“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才，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