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报》45周年 中美关系需要再定义

会有第四个联合公报吗？

衡量一组双边关系稳定性、确定性的标尺，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是否有足够的法律和政治文件加以框定（DEFINE）。对中美关系这样一组复杂关系而言，政治文件的作用不仅是道义上的，也具有法律意义。

现距中美之间最后一份联合公报的发表已经过去30多年了，尽管三个联合公报仍有现实意义，但它们的内容已不能完全覆盖当今世界和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上海公报》对越南问题及亚洲其它问题的看法早已过时，美国售台武器的事实操作一再突破“八一七公报”中的美方“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默契，台湾问题也不再是中美关系居于表面的唯一核心难题，如今需要两国领导层倾力关注、妥善处理的共识合作点和分歧敏感点大多是全球性的。

最重要的是，中国在成长，美国在改变，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影响今非昔比了，其所依托的世界也大不相同了。如果说上海公报重点解决的是在美苏争霸背景下中美相互靠拢并打开重新交往之门的问题，建交公报重点解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与美国交往的地位问题，“八一七公报”聚焦的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那些现如今中美之间需要的指导原则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合法性范畴。

过去数年来，用什么样的新的政治文件指导两国关系，在双方高层和战略学界头脑中一直是个若隐若现的问题。2011年1月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曾在《纽约时报》发文主张中美缔结一份新的历史性的联合公报。后来，李侃如、基辛格、兰普顿等不同代次的知名人士均曾表达过相近的愿望，中国国内专家学者逢重要高访也时常发出类似声音。

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兰普顿2015年5月6日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会议上演讲时建议，中美应发表“第四个联合公报”“阐明一、两个主要观点”，规划一种远见：第一，世界已经改变、权力分布已经改变，均势和稳定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而让任何一个国家来主导都不足以达到均势的稳定；第二，两国将会通力合作，并与别国合作，共同建立和调整当前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以反映新的现状。

不过，更多人并不认为第四个联合公报有多大可能性。长期以来，对于已有的三个联合公报，中方强调的次数和程度要比美方多得多，在理解上也比美方广义得多。在美方内部看来，三个联合公报是形成在冷战结束前的遥远过去的“过时货”，它们并不具备足够的法律约束力，即便有那么一些法律约束力也不能凌驾于美国的国内法之上，因而不应成为约束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劳永逸的“枷锁”。美国政府同时更没有兴趣为自己敲造一个新的“枷锁”。

如有第四份中美联合公报，它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在两国之间达成共识，重申、延续已有三份联合公报至今仍然具有意义的精髓部分，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而这一旦以第四份联合公报为壳重新谈判，无异于在中美之间引爆一颗埋藏已久的政治上的定时炸弹。要么，双方就得巧妙绕开这个难题，把第四份公报的焦点聚集在那些两国能够达成共识的问题上。然而，台湾问题恐怕无法绕开。如果有第四个公报的话，台湾问题仍将是核心。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双方在社会上尚未形成有利于推出第四份中美联合公报的共识基础和创意氛围，这种创意必须超越双边关系的固化思维，为之树立一个全球视野。再怎么说，联合公报都只不过是个形式和载体，关键是两国领导人是否清楚中美关系内核正在发生变化，并能够从中获得足够的想像力，为中美关系的新阶段确立理应属于它的“时间价值”。即便没有第四份联合公报这个外在形式，中美高层也很有必要通过彼此之间的战略和政策协调向国际社会作出“再保证”。

当年《上海公报》的发起人和谈判者之一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回顾谈判经历时说，“苏联的威胁为中美修好提供了推动力，但两国面临的更大挑战在于，必须建立起几十年合作的信念”；“美中修好的好处并不是永恒的友谊或互相融洽的价值观，而是重新达成全球力量平衡。”

《上海公报》签署45年后，中美关系已成长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同时风险指数较高的一组关系。前所未有地，中美双方均以强势姿态面对对方，军事安全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塑造作用直接而强烈，加上网络、外空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较量，两国关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今后中美关系面临的一大挑战将是，缺少了共同战略目标，利益交融再深厚也无法绝对确保两国不起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纪念《上海公报》尤具意义。

时隔45年，《上海公报》的一些内容虽已不再适用于现实世界，但它的精神永驻，那就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尤其要相互尊重核心利益。《上海公报》的另一精神内核便是对话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围绕《上海公报》构建共识的过程，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与基辛格之间的交谈，正是两国最早的战略对话。过去八年间，《上海公报》精神转换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关键内涵。尽管“新型大国关系”提法随奥巴马卸任淡出人们视线和双方政府公文，但其所强调的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原则仍然有效，需要以新形式在新高度上延续。